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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王守仁哲学、教育思想及政治功绩

2012年11月16日 明代其他名家 暂无评论 阅读 804 views 次
摘要:

王守仁被收入古文观止作范文的有三篇散文,文章语言自然清新,主题豁朗,不是一个古板的道德家,常常在文章中还有情有趣。王守仁阳明心学是明代儒学革新的产物,它在形式上打破了程朱理学的理论框架,重新建立了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为基本范畴的心学思想体系。王守仁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

王守仁被收入古文观止作范文的有三篇散文,文章语言自然清新,主题豁朗,不是一个古板的道德家,常常在文章中还有情有趣。王守仁阳明心学是明代儒学革新的产物,它在形式上打破了程朱理学的理论框架,重新建立了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为基本范畴的心学思想体系。王守仁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

王守仁

王守仁

一、王守仁诗文成就

    先生一生中写过许多文章,被收入《古文观止》作范文的有三篇,其“作为一个思想家,散文创作自然是他的副业”,“所以,所以他在文字上很下工夫,语言自然清新,主题豁朗,特别是他并非一个儒师,也不是一个古板的道德家,常常在文章中还有‘情’有‘趣’,(这也是先生“知行合一”的一个表现)因而很多以散文名家的人实际上还比不上他”。(《古文观止》中华书局07年版)
  
    《古文观止》中有两篇是在贵州所作。一篇是千古不磨的《瘗旅文》,激情所致,一气呵成,哀吏目客死他乡的悲凉,叹自己落魄龙场之不幸,抒发忧郁愤懑之情怀,如哭如诉,句句是泪,字字是血,读后莫不黯然垂泪。另一篇是《象祠记》(这个“象”就是舜的那个弟弟),这是受贵州宣慰司宣慰使安贵荣之托而写的,阐述了“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哲理,萌发出“致良知”的思想。
  
   《尊经阁记》山阴县令修正书院并在其后盖一座尊经阁,找先生写一篇记。其实系讽刺那些自以为精通六经而巧用言语吹嘘的人,真正的“尊经”并不是起一座“尊经阁”,尊经系用心而不是用表面化的行动。
 
    明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正月三十日,先生到开先寺(即今秀峰寺),刻石记功。记功碑上称颂武宗的“皇威神武”“亲统六师临讨,遂俘宸濠以归。”在短短的碑文中,先生也隐隐表达了自己难言的复杂心情。大概这次刻石记功时,开先寺一带的景色给先生很深的印象,他十分喜爱这个地方。这年3月,他又一次来到开先寺。徜徉林中,沉吟水畔,这清幽山水,这林涛泉石和众多的人文胜迹,使他联想到自己的宦海浮沉、坎坷人生。感慨之余,他写下数首诗,以抒发自己内心的烦忧。

  《又重游开先寺题壁》中丞不解了公事,到处看山复寻寺。尚为妻孥守俸钱,到今未得休官去。三月开先两度来,寺僧倦客门未开。山灵似嫌俗士驾,溪风拦路吹人回。君不见,富贵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醒须五斗。未妨适意山水间,浮名于我迹何有!

  《龙潭夜坐》何处花香入夜清?石林茅屋隔溪声。幽人月出每孤往,栖鸟山空时一鸣。草露不辞芒履湿,松风偏与葛衣轻;临流欲写猗兰意,江北江南无限情。

    诗中表达了先生多么孤独、郁愁、沉重的心情。李璟读书台下的记功碑数百年后依然清晰、醒目,读罢这篇百余字的碑文,再读读上面提到的两首诗,面对石壁,就像是面对一页深沉的历史,透过歌颂天子皇威的碑文,我们可以看到被掩盖的历史真实面目。

二、王守仁政治功绩

    王守仁,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九月三十日(阳历1472年10月31日亥时)出生,名守仁,字伯安,汉族,浙江余姚人,因被贬贵州时曾于阳明洞学习,今贵阳市修文县。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是朱熹后的另一位大儒,“心学”流派最重要的大师。王守仁,汉族,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号阳明子,谥文成,世称阳明先生,故又称王阳明。后世现在一般都称他为王阳明,其学说世称“阳明学”。中国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封“先儒”,奉祀孔庙东庑第58位。

    王守仁以诸葛亮自喻,决心要作一番事业。此后刻苦学习,学业大进。骑、射、兵法,日趋精通。明弘治十二年(1499)考取进士,授兵部主事。当时,朝廷上下都知道他是博学之士,但提督军务的太监张忠认为王守仁以文士授兵部主事,便蔑视守仁。一次竟强令守仁当众射箭,想以此出丑。守仁再三推辞,张忠不允。守仁只得提起弓箭,拉弯弓,刷刷刷三箭,三发全中红心,全军欢呼,令张忠十分尴尬。王守仁做了三年兵部主事,因反对宦官刘瑾,于明正德元年(1506)被廷杖四十,谪贬贵州龙场(修文县治)驿丞。前往龙场途中历经波折,成功逃脱锦衣卫追杀,最后在龙场悟道。刘瑾被诛后,任庐陵县知事,累进南太仆寺少卿。其时,王琼任兵部尚书,以为守仁有不世之才,荐举朝廷。正德十一年(1516)擢右佥都御史,继任南赣巡抚。他上马治军,下马治民,文官掌兵符,集文武谋略于一身,作事智敏,用兵神速。以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宸濠之乱”拜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后因功高遭忌,辞官回乡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王学”。嘉靖六年(1527)复被派总督两广军事,后因肺病加疾,上疏乞归,1528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于肺炎病逝于江西南安舟中。

平定江西
    正德十二年(1517年),江西南部以及江西、福建、广东交界的山区爆发民变。山民依靠山地据洞筑寨,自建军队,方圆近千里。地方官员无可奈何,遂上奏明廷。兵部举荐时任右佥都御史的王守仁巡抚江西,镇压民变。正德十三年(1518年)正月,王守仁平定池仲容(池大鬓)部,奏请设立和平县,并兴修县学。三月,守仁抵达江西莅任。他迅速调集三省兵力,镇压了信丰等地的起义。七月,王守仁念战争破坏巨大,上奏请求朝廷允准招安。明廷遂委以地方军政大权,准其便宜行事。十月,王守仁率兵攻破实力最强的江西崇义县左溪蓝天凤、谢志山军寨,并会师于左溪。王守仁并亲自前往劝降。十一月,王守仁遣使招安,并攻破蓝天凤部。就是在这烽火连天的两年里,他掌握了一样神秘的工具——"知行合一"。

擒获宁王
    王守仁一生最大的军事功绩,是平定洪都的宁王朱宸濠之乱。王守仁将去福建剿匪时(无大量军队),所率部队行军刚到丰城,宁王朱宸濠突然举兵叛乱。因此王守仁积极备战,调配军粮,修治器械,然后发出讨贼檄文,公布宁王的罪状,要求各地起兵勤王。   当时,王守仁最为担心者,就是宁王朱宸濠挥师东下,占领故都南京。如果南京失守,宁王就有了称帝的资本,同时也占了地利,那就不容易消灭了。王守仁虚张声势,利用假宣传假情报,城中扰乱宁王的视线,逼他做出错误的判断,以为各路大军已经组成合围态势。同时使用反间计,命人携蜡丸潜入南昌,使宁王猜疑自己部下的进攻南京策略。宁王果然上当,有半个月时间犹豫观望、不知所措,没敢发兵攻打南京。王守仁利用这一时机,做好了防守南京的准备,使宁王欲攻南京,已无可能。   

    七月,宁王率六万人,攻下九江、南康,渡长江攻安庆。王守仁这时已经调集了八万大军(主要为各地民兵与农民),对外号称三十万。王守仁召集部下问应如何退敌。有人指出应该急救安庆,王守仁说:“现在九江、南康已经被敌军占领,如果我们越过南昌跨江救援安庆,就会腹背受敌。现在南昌空虚,我军锐气正盛,可以一举攻破。敌军听说南昌失守,定会回师来救,这时我们在鄱阳湖迎击他,肯定能取得胜利。” 由于先前进行大量宣传工作,谎称有大量军队攻城,南昌竟然不攻自破,停了两日,王守仁便派诸将分五路迎击回援南昌的宁王大军。四路分兵迎进,一路设伏。交战以后,宁王大军很快腹背受敌,被分割成几部分,后又中了埋伏,惨遭大败,溃逃退守八字脑地区。宁王眼观局势不妙,急忙调九江、南康的精锐部队出击,王守仁派几路大军迎战并取南康。   

    这一仗打得相当激烈,是关键的一战。官军一度退却,王守仁部将伍文定立即斩杀了后退之人,命令诸军一决死战。最后终于打败了敌人,敌军退保樵舍地区,将大船结成方阵,宁王拿出金银珠宝犒赏将士,冲锋赏千金,负伤百金,要求他们死力一搏。   

    但宁王军队的方阵被王守仁看出破绽,他决定仿效赤壁之战,放火烧船。第二天,宁王群臣聚集在一起,正在船上召开“早朝”会议,王守仁大军杀到,用小船装草,迎风纵火,烧毁了宁王的副船,王妃娄氏以下的宫人以及文武官员们纷纷跳水。宁王的旗舰搁浅,不能行动,仓促间换乘小船逃命,被王阳明的部下追上擒获,宁王的其它文武大臣也成了阶下囚。不久,南康、九江也被官军攻陷,宁王之乱全面平息,前后只有三十五天时间。王守仁因此而获“大明军神”之称。   

    后来,明武宗以“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之化名出征,江彬意欲不轨,挑唆武宗与宁王打一仗并亲自俘获。王阳明对宦官张永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明这样做会死更多人。最后协调结果是:让明武宗到了南京,再放出宁王让皇帝俘虏,高兴一下。
总督两广
  1527年(明世宗嘉靖六年),王守仁总督两广军务,击溃瑶族和侗族等少数民族的地方武装。因功被封为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世袭,岁禄一千石,但铁券和岁禄都没有发下。
病逝归途
  
    两广役后,阳明肺病加疾,上疏乞归,于1529年元月9日 (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王守仁在归途中病逝于江西省南安舟中。在临终之际,他身边学生问他有何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去世后被谥文成,后又追封为新建侯,万历十二年从祀于孔庙。

三、王阳明哲学思想:阳明心学

    阳明心学是明代儒学革新的产物,它在形式上打破了程朱理学的理论框架,重新建立了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为基本范畴的心学思想体系,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改造和革新了宋明理学,并在内容上高扬人的价值与地位,强调了道德实践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由此还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教育思想。其影响甚为广泛而深远:就时间而言,从明代中后期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就学科而言,涉及到政治、教育、学术、思想、文艺等领域;就地域而言,除了中国之外,还波及到世界,即如日本、朝鲜和东南亚诸国,而本世纪以来其影响又逐渐深入到美国和欧洲,王守仁著作的翻译本不断增多,其学说思想的研究日渐形成风气。可见,阳明心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守仁在继承思孟学派的“尽心”、“良知”和陆九渊的“心即理”等学说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朱熹那种超感性的先验范畴的“理”为本体学说,创立了王学,或称阳明心学。

  王学的内在结构是由知行合一和致良知构成的。在这一结构中,王守仁以心(良知)立言,又以良知释心.心(良知)就构成了王学的基石。在王守仁看来,心是无所不包的。物、事、理、义、善、学等都不在“吾心”之外,亦即是“心即理”。但他又认为,“良知”是心之本体,是人人生而俱来的,先验的,普遍的“知”。这种“知”是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的本然,是“致良知”、为圣的内在可能性.同时,他又强调“良知”是外在的社会伦理道德与内在的个体心理欲求的统一(“天理之在人心”),是与天地万物同体的。正是这个充塞天地的“良知”(灵明),才使“我”与万物(包括社会)无间隔地一气流通,互不内外远近地融为一体。也正是这种天地间活泼泼的、“个个心中有仲尼”的“良知”,才感召人们去追求那种具有“凤凰翔于千仞”,“淳德凝道,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积精全神,游行于天地之间,视听八远之外”的“狂者”或圣人境界。这就极大地强调了主体意识的能动性,高扬了人格精神的伟大,成了“致良知”的主体后天努力的内在要求。在这里,王守仁突破了朱熹那种“天理”的绝对性,从而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

  “致良知”就是如何为圣的过程,变本然的知为主体意识自觉把握的知的过程,也就是他所说的“知行合一”。在这一“致良知”的过程中,王守仁强调认识主体生命意志和情感投入。主要表现在:“致良知”是对“无一息之或停”的天道和作为人类意识历史积淀的《六经》等的动态认识过程。这里就要求认识主体要有历史感。同时,也表现在“致良知”是主体澄静体悟的情感心灵活动。随着认识能力的提高,人们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也就有一个“再体到深处,日见不同”而觉“有滋味”的不断深化过程。因此,“人若复得”“良知”,“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替与天地万物同体并一气漳通的超然自乐的人生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主体人格精神获得了高扬,个体的生命存在价值得到了肯定,人的心灵被提升为与天地同体无古无今的永恒,而这正是生命的体验过程。

  从上文对王学的内在结构即“良知”、“致良知’等分析看出,王守仁的心学是一种体验哲学。作为其心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的美学,也具有鲜明的体验性质,可以说是体验美学。所谓体验美学就是审美主体通过生命体验那种具有时间上的永恒性(无限性),空间上的整体性,方式上的直接性和本质上的超越性的审美意象或审美境界。王守仁的体验美学就是通过审美体验去把握那种具有永恒性、整体性,直接性和超越性的“至乐”或圣人境界。
  
四、王阳明教育思想

    王守仁不仅是一位思想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他以弘扬“圣学”为己任,一生讲学不辍。凡他所到之处,或立“乡约”,或兴“社学”,或建“书院”,总是大力推行社会教化,并借以宣扬他的思想学说。王守仁于明弘治十八年(1505)在京师任职时正式开始授徒讲学,直到嘉靖七年(1529)去世,一共渡过了20余年的讲学生涯。他注意继承古代教育传统,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教育理论。

    其一,要求学生必须立志、勤学、改过、责善。这是王守仁在贵州龙场讲学时为诸生所立下的四项准则,充分体现了其教育思想的最基本点。立志,是四项准则中最重要的一项。王守仁认为,立志是为学的基础和前提,并贯穿了为学的全过程。他曾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书朱守谐卷》)。这就高度强调了“立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紧接着,王守仁提出了“勤学”一项,他说:“已立志为君子,自当从事于学,凡学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笃也。”(《教条示龙场诸生》)他要求学生“不以聪慧警捷为事,而以勤确谦抑为上”(同上)。王守仁提倡诸生勤学,不仅指读书,也包括个人的思想品德修养。为此,他又提出了“改过”、“责善”两项要求。“改过”是对己而言,王守仁认为凡人“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责善”是对人而言,即规劝别人改过,王守仁指出:“责善,朋友之道,然须忠告而善道之。”(同上)以上四项准则,其实质虽然属于封建道德修养的范畴,但作为对学生的四点基本要求,无疑值得我们借鉴。

    其二,培养学生独立与自主的治学精神。王守仁提倡学贵自得,经常教导诸生要“自得于心”,要具有独立思考与敢于自主的精神。他曾说:“夫君子之论学,要立得之于心。众皆以为是,苟求之心而未会焉,未敢以为是也;众皆以为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为非也。”(《答徐成之(二)盯王守仁还强调即使对于圣人的话,也不可轻信盲从。他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答罗整庵少宰书》)王守仁倡导的这种不迷信权贵,敢于坚持自己创见的治学精神,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其三,提倡学习要循序渐进,教学要因材施教。王守仁认为,知识的积累和道德的修养都需要有一个过程,因而他强调学习“不可躐等”,“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他常以婴儿长大成人、树木由小变大等事例为喻,教导弟子在学习中循序渐进。他曾向诸生明确指出:“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到此方是精一功夫。”(《答聂文蔚(二)》)与此同时,王守仁又极力倡导因材施教。这是与循序渐进相辅相成的一个重要教学原则,要求根据教育对象的不同情况相应地采取不同的教育措施。王守仁曾说:“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人的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与他说性说命,他也不省得,也须慢慢琢磨起来”。(《传习录下》)这是主张根据受教育者的不同特点因势利导,不可超越其接受能力而施教。王守仁还指出:教学要注意学者的症结所在,不可不问青红皂白,乱授一气。就象良医治病,初无一定方剂,只是各随病人症候的虚实、强弱、寒热、内外而斟酌加减、调理、补泄之法,既要“随病用药,”又要“因药发病”(《与刘元道》)。这也是强调对学生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反对用一个模型去束缚学生。

    其四,坚持实事磨炼与身体力行,不死守书本教条。王守仁在年轻时候就曾亲自去做格竹子的实验,而在以后的教育生涯中,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从事政务和军事活动。这种实践经历使他不把为学仅仅看作书本上的事,而强调实事磨炼与身体力行,这正是他根据“知行合一”原则教人在实践中锻炼思想与意志,培养优良品质与行为习惯的治学方法。王守仁曾告诫学者们说:“吾与诸公讲致知格物,日日是此,讲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诸君听吾言,实去用功,见吾讲一番自觉长进一番,否则只作一场空话说,虽听之一何用?”又说:“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谁不可离实,亦不得而离也。无往而非道,无往而非工夫。”(《传习录下》)可见,他主张即事即学,即政即学,身体力行,知行合一,不可离开亲躬实践而空谈为学。王守仁经常教导学生通过事上磨炼与身体力行,使自己的学业精进,道德品质得以发展和完善。他也常常现身说法,告诉弟子们说:“知行合一”、“良知”等学说,都是他从“百死千难”中实践得来的,人不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炼,无以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和建立自我的主体性,无以养得“此心中和”。王守仁的这些教育论观点,虽然是以经验主义出发的,但也应当视为他在教育过程中对认知活动的正确总结,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五、至理名言
  1.“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2.“夫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
 

  3.“心即理也。”“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

   4.“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   

       5.“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四句教)

  6.“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7.“有志于圣人之学者,外孔、孟之训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于萤爝之微也,不亦谬乎?”   

     8.“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我之用,是之谓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   

     9.“殃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大于掩人之善,恶莫深于袭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己之耻,四者备而祸全。”   

    10.“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11.“所以为圣者,在纯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为圣人。”   

    12.“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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