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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改革家王安石行书书法【楞严经旨要】

2015年02月23日 其他名家书法欣赏 暂无评论 阅读 7,190 views 次
摘要:

关于王安石,人们往往更加关注他作为政治家、文学家的一面,忽略他作为书法家的一面。王安石的书法虽然不能与北宋四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齐名,但在当时有很高的评价。苏东坡称王安石书法乃是无法之法,不可学。米芾说王安石学杨凝式。黄山谷说王安石,比来士大夫,惟荆公有古人气质,而不端正,然笔间甚遒。明项元汴跋《楞严经旨要》中说:荆公凡作字,率多姿墨疾书。初末尝略经意,惟达其辞而已。然使积学尽力莫能到。评书者谓得晋唐人用笔法,美而不妖艳,瘦而不枯瘁。黄庭坚云:荆公率意而作,本不求工,而肃散简远,如高人胜士,敝衣败履,行乎大车驷马之间,而目光在牛背。

关于王安石,人们往往更加关注他作为政治家、文学家的一面,忽略他作为书法家的一面。王安石的书法虽然不能与北宋四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齐名,但在当时有很高的评价。苏东坡称王安石书法乃是无法之法,不可学。米芾说王安石学杨凝式。黄山谷说王安石,比来士大夫,惟荆公有古人气质,而不端正,然笔间甚遒。明项元汴跋《楞严经旨要》中说:荆公凡作字,率多姿墨疾书。初末尝略经意,惟达其辞而已。然使积学尽力莫能到。评书者谓得晋唐人用笔法,美而不妖艳,瘦而不枯瘁。黄庭坚云:荆公率意而作,本不求工,而肃散简远,如高人胜士,敝衣败履,行乎大车驷马之间,而目光在牛背。

 
唐代书家从晋人手中接过“高蹈、飘逸”的大旗,经过自己艰难的跋涉,终于把自己博大严谨的形象——法,塑到中国书艺的巅顶。 宋代的“苏、黄、米、蔡”,不愧为唐人的肖子,他们没有呆板地去摹仿,取法于唐而又别于唐,他们大都具备文学家敏锐的艺术直觉,将自己飞飏的气度,凝于毫端,泻于绢帛。确立了宋代趣味迥然的“尚意”风格。王安石传世墨迹有行书《楞严经旨要》等。苏东坡称其书“无法之法,然不可学”。米芾说他学杨凝式,黄山谷说“比来士大夫,惟荆公有古人气质,而不端正,然笔间甚遒”。明项元汴跋《楞严经旨要》中说:“(荆公)凡作字,率多姿墨疾书。初末尝略经意,惟达其辞而已。然使积学尽力莫能到。评书者谓得晋唐人用笔法,美而不妖艳,瘦而不枯瘁。黄庭坚云:荆公率意而作,本不求工,而肃散简远,如高人胜士,敝衣败履,行乎大车驷马之间,而目光在牛背”。

关于王安石,人们往往更加关注他作为政治家、文学家的一面,忽略他作为书法家的一面。王安石的书法虽然不能与北宋四大书法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齐名,但在当时有很高的评价。《宣和书谱》记载王安石“凡作行字,率多淡墨疾书”,“美而不夭饶,秀而不枯瘁”。同时代的书法家黄庭坚也评价说:“荆公书法奇古,似晋宋间人笔墨。”王安石去世前一年亲书唯一的传世作品《愣严经指要》(收藏在上海博物馆),每个字仅如指尖。字体接近楷书而稍带行书笔意,墨色淡雅,点画清劲,通篇布局有“横风疾雨”之势,虽然行与行之间很紧密,少有空白的地方,但并无缭乱的感觉。如果仔细品尝作者的用笔,看起来好像漫不经意,而闲和的韵味就在锋毫中露出来,从中可以看出王安石罢相后,生活处于一种安逸舒适的状态,成就了休闲之中一代名相书法家的美名。

黄庭坚总结了王安石书法的几个特点:一则“奇古”,二则不循法度,字里行间透露出是荆公书法的赏音者。李之仪(1048—1128)《姑溪题跋》卷一有三则关涉黄庭坚与王安石书法关系的议论:《跋苏黄陈书》:“鲁直晚喜荆公行笔,其得意处往往不能真赝。”《跋山谷书摩诘诗》:“鲁直此字,又云比他所作为胜。盖尝自赞以谓得王荆公笔法,自是行笔既尔,故自为成特之语。至荆公飘逸纵横,略无凝滞,脱去前人一律而讫能传世,恐鲁直未易也。”《跋荆国公书》:“鲁直尝谓,学颜鲁公者,务其行笔持重,开拓位置取其似是而已。独荆公书得其骨,君谟书得其肉。君谟喜书多学,意尝规摹,而荆公则固未尝学也。然其运笔如插两翼,凌轹于霜空鵰鶚之后。”

黄庭坚摹拟王安石书法,达到乱真的程度;自谓得之于王安石;王安石得颜真卿真谛,但却以无意得之,其天分如此,从李之仪的评议中可以领会黄庭坚对王安石书法的赞赏态度。 蔡上翔引用张敬夫的观点似也可成为黄庭坚观点的注脚:“王丞相书初若不经意,细观其间,乃有晋宋间人用笔佳处。”“余喜藏王丞相字画,丞相于天下事,多凿以己意,顾于字画独能行其所无事。晚年所书,尤觉精到”。“荆公率意而作,本不求工,而萧散简,如高人胜士,敝衣破履,行乎高车驷马之间,而目光已在乎牛背矣”。看似率意,实则高人一等,因其行事的有主见,故其书法也显露出独特的个性,这种个性是无法模拟的。

王安石书法欣赏【楞严经旨要】行书4

王安石书法欣赏【楞严经旨要】行书4

朱熹在认可张敬夫关于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的言论后,发起了议论:“盖其胸中安静详密,雍容和预,故无顷刻忙时,亦无纤芥忙意,与荆公之躁扰急迫,正相反也。书虽细事,而于人之德性,其相关有如此者,熹于是窃有惊焉。”该议论仍未脱“书如其人”的窠臼,荆公的德性与其书法难道真如所言“躁扰急迫”吗?在《题荆公帖》(四部丛刊本《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二)中,朱熹不免感咽再三:“先君子自少好学荆公书,家藏遗墨数纸,其伪作者率能辨之。先友邓公志宏尝论之,以其学道于河雒,学文于元祐,而学书于荆舒,为不可晓者。今观此书,笔势翩翩,大抵与家藏者不异,恨不使先君见之,因感咽而书于后。”又言“熹家有先君子手书荆公此数诗。今观此卷,乃知其为临写本也。恐后数十年,未必有能辨者,略识于此”。“先君子”的酷爱与所言之“躁扰急迫”似乎难以理解,还是蔡上翔的考略言辞来得痛快:新安尝言先君子好学荆公书,至于再,至于三,且跋其帖曰:恨不令先君见之,因感咽而书于后。是其因论书宜甚爱荆公矣。及观于《跋韩魏公帖》,窃又怪其不可解。有数端焉:张敬夫言载于荆公书董史书录者,曰能行其所无事;又曰本不求工而萧散简远,今而曰皆如大忙中写,与前言何其戾也!夫昔人评书工拙,未有及于忙与暇者,即使斯言果出于敬夫之口,则亦为不知书甚矣。乃新安既以敬夫为戏言,而又以躁扰急迫以形其太忙之实,不知向言先君子学荆公书为何等书?抑将并学其太忙而不免同入于躁扰急迫乎?且又推及有关于人之德性,而己即因以自警,其与向时恨先君不及见,又何如其戾耶?夫写字太忙,本非可以论书法也。自敬夫倡之,新安和之,至用修遂以荆公书昔时见赏于人者一概抹杀,惟以敬夫此一言为诮,其可解乎?荆公固不以书法能否为轻重,尤不必以书法较能否,乃新安因跋魏公书,而及于荆公之躁扰急迫;用修因不直山谷论范文正公书,而及于荆公之本不解书,是皆不可以已乎?

对于王安石的书法,也如对待他的变法一样,时人与后人有许多评论。苏东坡认为他的书法“得无法之法”,但是不可以学,其原因就是他没有法。这应该是一个很精深的见解,内涵的确十分丰富,但哲理味浓了些,显得语焉不详。黄庭坚认为他的字学的是东晋的王濛,书法奇古,像晋宋间人的笔墨,又说他的书法多率意而作,本不求工而萧散简远,神采飞扬,好比高人胜士,虽然敝衣败履,但走在大车驷马之间,而目光炯炯,总与平常人不同。米芾则说王安石的书法学的是五代时的杨凝式,而且颇为自负地说很少有人知道这一点。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更另有一番见解,他说王安石的书法清劲峭拔,飘飘不凡,世人称之为横风疾雨,黄庭坚说是学王濛,米芾说是学的杨凝式。对于王安石的书法渊源,还有另一些说法,归纳起来,约有下列几点:一是王安石的书法由笔底自然生发,多率意而作;二是像晋宋间人的笔墨,风度俊逸,飘飘不凡,格调很高;三是在书法渊源上众说纷纭,难究其根。读一读《王文公集》,我们会对以上三点有更深切的感受。“但疑技巧有天得,不必强勉方通神”,这是他艺术观的最直接的表露,他是多么否定强勉,否定七拼八凑而强调着天然浑成!“战罢两奁收黑白,一枰何处有亏成”,看来他是不能参加围棋比赛的,因为他根本不把输赢放在心里,其个性又是何等潇洒!

王安石书法欣赏【楞严经旨要】行书1

王安石书法欣赏【楞严经旨要】行书1

王安石《楞严经旨要》卷,纸本,29.9×119cm,上海博物馆藏。《楞严经旨要卷》为王安石去世前一年亲自校正楞严经卷文字。自署"余归锺山,道原假楞严本,手自校正,刻之寺中,时元丰八年(1085)四月十一日临川王安石稽首敬书"。作者时年六十五岁。卷后有南宋牟献之,元王蒙,明项元汴、周诗题跋。曾经元陈惟寅,明项元汴、曹溶鉴藏。

王安石书法欣赏【楞严经旨要】行书2

王安石书法欣赏【楞严经旨要】行书2

王安石书法真迹《楞严经旨要》回归祖国始末,《楞严经旨要》是作流传至近代,先由周氏收藏,周先生尝携之入台,欲出售于台北故宫,然斯时台北故宫无王安石真迹可作参证,难断其真伪,故拒之。台北乃专家云集之地,因其难断,周氏亦疑之,遂请书画大师张大千鉴定。张甫见,即出价五万美金欲购,为周所拒。周氏复携画抵美国,仍为人所疑,未售出。后辗转而落入王南屏之手。
 
1981年,艺术大师谢稚柳抵港讲学,王南屏乘机谓谢曰:“余可将王安石《楞严经旨要》及《王文公文集》捐赠于上海博物馆,君可否助余将上海旧家所存留200件明清书画带至香港。”谢未便轻诺,归沪辄汇报于上海博物馆馆长沈之瑜,沈虑之再三,觉此可行。唯虑所赠两件“国宝”为真迹耶,赝品耶?至于王南屏上海家中所存留书画,料其精品微薄,可放之出境。何也?因王南屏之父,尝捐赠73件精品于上海博物馆。《楞严经旨要》及《王文公文集》经谢稚柳初鉴,视为真迹。
 
1986年上海文化局,上海文管会,为使国宝回归祖国,联合向文化部上报《关于接受香港王南屏捐献宋代珍贵文物并允许落实政策的二百件明清书画运港的请示报告》。文化部复请示于国务院。副总理谷牧阅读报告,转呈于赵紫阳总理及姚依林副总理,经审,乃得通过。1985年2月,上海博物馆与海关人员共同将王南屏200件书画运抵深圳,王亦遣人持两件国宝抵圳,双方由之而交接清楚一应手续。国宝至此,终于回归祖国。《楞严经旨要》复经北京大批专家鉴定,一致定为真迹。1986年3月,上海博物馆特予举行国宝捐赠仪式。

王安石书法欣赏【楞严经旨要】行书3

王安石书法欣赏【楞严经旨要】行书3

王安石《过从帖》,纸本行书,26×32.1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亦称《奉见帖》,乃王安石的一则尺牍,共6行,41字。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墨缘汇观》、《石渠宝笈续编》等都有著录。释文:安石启 过从谓必得奉见 承书示 乃知违豫 又不敢谒见 唯祈将理 以副颂盼 不宣 安石上 通判比部阁下

王安石行书《过从帖》,是王安石给一位通判的复函,纵26厘米,横32.1厘米,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其文不见于《王文公集》,体裁属“启”或“书”,但文字过于简略,内容难于确考。揣其文意约略可知,这位通判遇到了意外之事而又犹豫不决,王安石则请他好自为之。王安石书法行笔大都很快,明人赵宧光甚至说:写字不可急促,而王安石的书法却都像在大忙中作,不知道此公竟会如此之忙?但《过从帖》用笔却沉稳有力,笔笔到位、尽味,而节奏也较缓慢,没有丝毫忙字可言。其字重心一般落在右下方,做到了稳中有势,而纵列,除“阁下”两字外,明显右倾而左偏,确有横风疾雨之妙。书风类颜,而杨凝式是取法于颜的,因此米芾道其取法于杨凝式,这是从王安石的书法中体察到了笔法神髓的缘故。

王安石书法欣赏【过从帖】行书1

王安石书法欣赏【过从帖】行书1

但从王安石的《吴长文新得颜公坏碑》一诗来看,王安石对颜真卿其人其字是推崇备至的,因此王安石受过杨凝式的影响,也一定更受过颜真卿的影响。北宋书坛尚意,作为一代书风的代表者苏、黄、米都尚意,除米芾对颜真卿稍有微辞之外,在本质上都推崇颜真卿,而推崇颜真卿也都在于“颜公变法出新意”。当然,尚意书风在北宋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多方面原因,而变革的时代之风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王安石这位改革的倡导者,作为有远见的政治家而雄视千古,作为书家,也开了风气之先。正是有了他的开启先河,才有苏黄米的直挂云帆,因此这帧有横风疾雨之妙的《过从帖》是弥足珍贵的。

【王安石的书法传承与题壁的关系分析】
王安石书法师承杨凝式,而杨凝式书法是很适合题壁的一种,故王安石一生的诸多题壁似有所解。题壁具有公开展示的特性,必定对书写者的才气、书法的质量有较高的要求。结党营私、文人相轻,掩盖了许多历史的真相,但中国历史留下最多的曲解似乎都堆在王安石身上,诋毁之、丑化之,极尽鞭笞之能事,并销毁可能遗存的一切真实痕迹,进行之彻底、持续之长久,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非常奇特的事件。

书法有过人之处,可资以炫耀者,题壁行为一般较多,所以,一手飘逸的好字,是题壁的资本。王安石传世诗文中有大量的题壁之作,同时代的人及稍后的人也有很多王安石题壁故事记载。在考察其题壁现象的同时,不免令人联想到与书法的关系,虽然王安石的书法真迹基本绝灭,但据零散的文献记载,知其书法必定有值得圈点的地方。日本学者内山精也曾著文考述、辨析王安石的书法:王安石的书法真迹几乎没有流传,而且书法史也很少提到他的作品,主要原因是王安石身后很长一段时期对他的妖魔化宣传导向所致。在中国,讲究文如其人、书如其人,对书法的传统评价往往直接联系到对书法家的人物评价。南宋后,随着王安石声价的降低,收藏者由于安全和升值期望的考虑,必然会有选择性淘汰,所以,到南宋中期时,社会上就已经较少能见到王安石的书法真迹了。

王安石的书法常被政敌拿来说事,用来影射他政治上的一些躁急措施。若逆向思维,不妨做如是理解:凡光彩照人的一面都被尽可能涂黑、遮掩,正如所有政绩都被攻击为罪行一样,作为书法家的一面也被无情地贬斥、丑化了。《九九销夏录》有一则“字如其人”的评述:《黄文献公集》云:“温公《通鉴》书稿作字方整,未尝为纵逸之态,宜其十有九年始克成书。”乌呼!此所以为司马温公也。蔡绦《铁围山丛谈》云:“王元泽奉诏为《三经义》,王丞相介甫为提举。《周礼新义》亲为笔削,政和中,吾得见之,笔迹如斜风细雨,诚介甫亲书。”乌呼!此所以为王荆公也。司马温公“作字方整”,王介甫“笔迹如斜风细雨”,“方整”即言规整,而“斜风细雨”不好理解,但“斜”、“细”云云,不外是讥讽其不够端庄、规整。

朱熹《题荆公帖》云:“熹家有先君子手书荆公此数诗。今观此卷,乃知其为临写本也。恐后数十年未必有能辨者,略识于此。”朱熹生活的年代,世上便少有王安石真迹流传,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的书法没有流传的价值,正如内山精也所论,更多是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消除影响的极致是扫除一切痕迹。“临写本”虽非真迹,但王安石书法的风貌尚可感知,此外,从王安石同时代人的评议中也可约略感知一二。

苏轼以之喻蔡君谟、杨风子,并感觉有佛经《法华经》的意趣:“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学之则无法。故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稍得意似杨风子,更放似言法华。”而黄庭坚在《跋王介甫帖》中则以为王安石书法超过苏轼:“余尝评东坡文字、言语,历劫赞扬有不能尽,所谓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者也。而此帖论刘敞侍读晚年文字,非东坡所及。螂蛆甘带,鸱鸦嗜鼠,端不虚语。”秦观在《论书帖》中虽评价不高,但却指出了与众不同的特点:“惟王荆公书有故人气,而不甚端遒。”难以理解何为“故人气”,是否是指缺少时代气息?若然,则仍是指责王安石不能与时人为伍,而“不甚端遒”,基本上可以理解为人性、品德方面的喻指。张邦基《墨庄漫录》对王安石的书法做了较为专业的评点:“王荆公书,清劲峭拔,飘飘不凡,世谓之横风疾雨。黄鲁直谓学王濛,米元章谓学杨凝式,以余观之,乃天然如此。”所云“横风疾雨”与“斜风细雨”是何等关系?盖当时品评荆公书法类如此。这里的“天然如此”与苏轼的“无法之法”是一个意思。无论黄庭坚的奖誉,还是秦观的以人论书,总之还都在正常的学术评议范围,稍后则不免给人以政治攻击的感觉。
【王安石书法的传承】
苏轼、张邦基等人均以为王安石书法得之杨凝式,让我们看看杨凝式的书法特点:
杨凝式,这位生活于五代时期的大书法家,可称得上题壁书法的大师。王安石学习他的书法,应该对其行为处世以及书写习性也多有偏爱。杨凝式有题壁之嗜好,而王安石也对题壁情有独钟。《旧五代史》杨凝式本传仅36字,所强调者即是题壁的特点:“凝式长于歌诗,善于笔札,洛川寺观蓝墙粉壁之上,题纪殆遍,时人以其纵诞,有‘风子’之号焉。”中华书局本案语用大量文字记述了杨凝式与题壁的关系,如“居洛,多遨游佛道祠,遇山水胜概,流连赏咏,有垣墙圭缺处,顾视引笔,且吟且书,若与神会”,“真迹今在都唐故大圣善寺胜果院东壁,字画尚完。……又广爱寺西律院有壁题云‘后岁六十九’,亦当是此年所题。此书凡两壁,行草大小甚多,真迹今存,但多漫暗,故无石刻”,“洛阳诸佛宫书迹至多,本朝兴国中,三川大寺刹,率多颓圮,翰墨所存无几,今有数壁存焉”,并辑录了杨凝式35岁、37岁、69岁、70岁、72岁、73岁、75岁直至81岁不同时期的题壁行为,可见其痴迷题壁是贯穿一生的,也正是由于一生持续不断的作为,才留下数量巨大的题壁作品,虽经历沧桑动乱,到宋代初年,仍能保存部分作品。

《宣和书谱》等典籍称杨凝式喜题壁,久居洛阳,好游佛寺道观,两百多寺院均有其壁书,风靡一时。寺院为能吸引杨凝式光顾,往往会投其所好,预先粉饰墙壁,摆放好笔墨、酒肴,专门等杨凝式来题咏。杨凝式自亦不负众望,“见壁上光洁可爱,即箕踞顾视……,书其壁尽方罢”(《洛阳缙绅旧闻记》)。《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冯吉“尝于龙门僧院,故杨凝式少师题壁处,书诗一绝云:‘少师真迹满僧居,直恐钟王亦不知。为报远公须爱惜,此书书后更无书。’其笔札遒丽,自成一家书”。以步少师之后尘为荣,冯吉当也是杨凝式题壁书法的推重者。

这则记载提出一个关联性问题:一、少师题壁真迹很多;二、“钟王”知否?给人的联想是“钟王”必定欲知、寻找杨凝式的书法真迹;而“钟王”的这种偏好必定是时人皆知的事。“钟王”者,王安石也。蔡上翔引襄阳米芾元章《书史》曰:杨凝式字景度,书天真烂漫,纵逸类颜鲁公争坐位帖。王安石少尝学之,人不知也。元丰六年,予始识荆公于钟山,语及此,公大赏叹曰:“无人知之。”其后与予书简,皆此等字。又海岳名言曰:“半山庄台上故多文公书,今不知存否?文公学杨凝式书,人鲜知之。”予语其故,公大赏其见鉴。

“王安石少尝学”杨凝式书,按米芾讲是鲜为人知的事。米芾与王安石在钟山谈话时曾经点破了这一点,王安石对此是认可的,并叹曰:“无人知之。”话由书法家米芾口中道出,应该是可信的。考略云:据此则米元章谓文公学杨凝式书,与山谷同。岂元章亦阿私所好耶?又谓半山庄台上多文公书,今不知存否?亦为文公薨后之言,岂元章亦献谀于地下之人耶?另一部宋人吴聿《观林诗话》也有记述:涪翁跋半山书云:“今世唯王荆公字得古人法,自杨虚白以来,一人而已。”杨虚白自云“浮世百年今过半,校他蘧瑗十年迟”者。荆公此二帖近之。往时李西台喜学书,题《杨少师题大字院壁后》云:“枯杉倒桧霜天老,松烟麝煤阴雨寒。我亦生来有书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台真能赏音者,今金陵定林寺壁,荆公书数百字,未见赏音者。

“今金陵定林寺壁,荆公书数百字,未见赏音者”,这与米芾“无人知之”的说法很接近,但定林寺壁有王安石的题壁文字则是不争的事实。

不妨比较一下发生在王安石和杨凝式身上的两则小故事。先看王安石,郑行巽的《王安石生活》追忆道:
有一回,王巩去谒他,既退,见他骑驴出门,一卒牵之而行。巩问卒道:“你带相公往何处去呢?”卒道:“如其我在前,就听我走;如其我在后,就听驴走;或者相公要停,就停下了。停下以后,相公就或坐于松石之下,或休息于田野之家,或入寺。但是行时,总带着书去的。或骑在驴背上读,或在修习的时候读。至于食,则预先以囊盛饼十几块,相公食罢,就把剩下的给我;我食罢,就把剩下的喂驴。田野间人持饭饮献者,相公也为之食尽。所以相公骑驴出门,是无一定所在的。并且是很随意的。”

再看杨凝式,这位题壁大师级的人物,每天清晨起来外出,仆从问去处,杨凝式说:“向东去广爱寺。”仆从不赞成,说:“不如向西游览石壁寺。”杨凝式坚持己见:“还是去广爱寺。”仆从坚持游石壁寺,杨凝式无奈道:“那就游石壁寺。”竞屈从、迁就仆从的意见,信马由缰、随遇而安。仆从坚持必定有仆从的道理,这个道理料杨凝式心知肚明,难就难在杨凝式不点破、不忤逆,而是顺从了仆从的意愿。原因应与杨凝式的题壁癖好相关。抑或寺院熟知杨凝式这种性情和习惯,以他落笔挥墨、留下手迹为荣,特意将墙壁粉刷一新,为了能争取到杨凝式的来临,寺院未必做不出收买其仆从的勾当,分析仆从强迫主人的行为,不如此不能理解其用意。

王安石的牵驴卒也罢,杨凝式的仆从也罢,都是方向去从的决定性人物。二人的性情和行为多有相近,看来,王安石对杨凝式不仅喜爱、模拟其书法,连其行为亦加模仿。

王安石书法欣赏【过从帖】行书2

王安石书法欣赏【过从帖】行书2

王安石书出杨凝式,并且与杨凝式一样有题壁的热情。敢于题写在公开、正式场所,彰显于世,展览于世,自信、勇气固然很重要,从书法的角度看,一则技艺高超,再则其书法也应适宜题壁。坦坦荡荡乃君子所为,敢于将内心观点、感受公诸于世,也按照古代文如其人、字如其人的传统理念,王安石题诗于公开,不正是坦荡君子的表里如一吗?

王安石书法师承杨凝式,而杨凝式书法是很适宜题壁的一种,故王安石一生的诸多题壁活动似有所解。题壁具有公开展示的特性,必定对书写者的才气、书法的质量有较高的要求,若采信历史传流下来的躁进说,则很多现象均无法解释。叶梦得《避暑录话》:“士大夫作小说,杂记所闻见,本以为游戏,而或者暴人之短,私为喜怒。此何理哉!”结党营私、文人相轻,掩盖了许多历史的真相,但中国历史留下最多的曲解似乎都堆在了王安石身上,诋毁之、丑化之,极尽鞭笞之能事,并销毁可能遗存的一切真实痕迹,进行之彻底,持续之长久,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非常奇特的事件。

当历史心平气和的时期,一切曾经的激动都将平息,一切人为的改动都将还原,因为,还原是历史责任。曾经发生过的终究难以抹杀,更何况是震撼世界、改变进程的重大事件中的至关重要的人物。中国历史中有他的一席之地,因为他导演过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
【“忙”不能成为王安石书法的特点】关于王安石书法的特点,史上最常见的评议是一个“忙”字。杨慎《升庵外集》云:“王安石字本无所解,评者谓其作字似忙,世间那得许多忙事,而山谷阿私所好,谓荆公字法出于杨虚白。又谓金陵定林寺有荆公书数百字,惜未见赏音者。何荆公字在当时无一人赏者,而山谷独称之邪?……山谷献谀于王安石乎?”后世对王安石书法的观点,多本于杨慎的这段评述。

如梁章巨《退庵随笔》卷二十二《学字》:“(朱子)《又跋韩魏公与欧阳公书》云:‘张敬夫尝言,平生所见王荆公书,皆如大忙中写,不知公安得如许忙事?’余作书多潦草,读此辄如芒刺背。”如赵宧光《寒山帚谈》卷上:“书法云:作字不可急促,王介甫书一似大忙中作,不知此公有如许忙。嗟乎,可怜!忙忙作字岂惟字丑,人品亦从此分矣,可不勉乎!”

“世间那得许多忙事”、“不知公安得如许忙事”、“不知此公有如许忙”云云,用语如出一辙。“忙”起于心而显现于行为,神乱进而手忙脚乱。心之忙,则浮,急切而生乱;身之忙,则躁,失之稳重;而书之忙,则草,不免“字丑”。将性情之“忙”与书法之“潦草”相联系,并以之评说:人如此,书如此,事如此。叶梦得《石林燕语》的记载便使人感觉极尽丑化、诋毁王安石:“王荆公押石字,初横一画,左引脚,中为一圈。公性急,作圈多不圆,往往窝匾,而收横画又多带过。常有密议公押歹字者,公知之,加意作圈。一日书《杨蟠差遣敕》,作圈复不圆,乃以浓墨涂去,旁别作一圈,盖欲矫言者。杨氏至今藏此敕。”

主管签名表明态度,类今之圈阅。按《石林燕语》所记,宋时习惯有签全名者,也有像王安石一样只签一个字者。但由于王安石“性急”,往往将“石”字写成“歹”字,成为下属嘲讽的笑柄。当然这条记载无非有意丑化,未必当真。但是,从中透露出的信息,恐亦应有性格和书写习惯的关联。为使诋毁具有说服力,一般要选择能代表其人特征的习惯或故事而加以强调,但我们也可从侧面感知王安石对待书写的认真态度,虽或因性急而出现差误,但是很在意这些差误,并尽力完善改过。

邵博记载“王荆公平生只用小竹纸一种”,此记当专指书法用纸,而未必公文用纸。据此则王安石在书写时能感觉纸笔等书写工具的细微差别。按现代理论,专业人士对待工具的挑剔,实际是心、手的感觉过分敏感所致,预示其书法已臻成熟,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而不是像邵博所嘲讽的性格执骜,摆谱浪费。袁文《甕牖闲评》卷六对此颇不以为然:“《闻见后录》载王荆公平生用一种小竹纸,甚不然也。余家中所藏数幅,却是小竹纸。然在他处见者不一,往往中上纸杂用,初不曾少有拣择。荆公文词藻丽,学术该明,为世所重。故虽细事,人未尝不记录之,至于用纸亦然。虽未详审,亦可见其爱之之笃也。”可见王安石书写时并不刻意挑剔用具,而是随意择取。还是一个“忙”字。

针对杨用修关于王安石书法的言论,清人蔡上翔在《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对其逐条进行了批驳:“荆公一生以学术经济自命,虽善书亦不欲以此见长。予尝阅其全书,无一字稍及于前人书法,即自谓学王漾书亦只见之山谷纪载耳。山谷亲见荆公书,而以杨少师拟之,用修生数百年后,固未尝见其书者,何得而遽断之曰荆公于字本无所解又曰当时无一人赏音而山谷独道之,夫米元章、张邦基,非与荆公同时者乎?朱晦庵、张南轩,非皆亲见荆公遗墨而称道其善书者乎?用修非醉非梦非病狂,曷为于诸贤所评皆不录,而曰无一人赏音,即南轩称王丞相书佳处甚详,用修亦舍去勿录,而独记作字甚忙一语,何也?”

蔡上翔不解,从未见过王安石真迹的人,怎么能遽下断论?王安石的为人,可从不妄言评判他人约略感知,基于这点,杨用修似尚不及荆公。杨慎所言:“何荆公字在当时无一人赏者,而山谷独称之邪?……山谷献谀于王安石乎?”蔡上翔之考略,对内山精也的灵感多有启迪,他认为黄庭坚对王安石书法的这种特殊偏爱,甚至胜过了苏轼的书法。如《跋王介甫帖》言:“余尝评东坡文字、言语,历劫赞扬有不能尽,所谓竭世枢机,似一滴投于巨壑者也。而此帖论刘敞侍读晚年文字,非东坡所及。”据内山统计,黄庭坚文集中有关于王安石书法的文字共6篇:《跋王荆公书陶隐居墓中文》(《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二十五》);《跋王介甫帖》(《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二十五》);《题王荆公书后》(《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二十六》);《题绛本法帖》(《黄庭坚全集》正集卷二十八》);《论书》(《黄庭坚全集》外集卷二十四);《与俞清老书二首》(《黄庭坚全集》别集卷十五)。

内山对黄庭坚关于王安石书法的6篇文字的关注仍来源于蔡上翔的考略,蔡尝罗列王安石同时代人或曾经目睹过其真迹者的记载,以支持自己的见解,其中黄庭坚的几篇文字成为重要的论点支撑:黄鲁直《跋王荆公书陶隐居墓中文》曰:熙宁中,金陵丹阳之间,有盗发冢,得隐起砖于冢中。识者买得之,读其书,盖山中宰相陶隐居墓也。其文尤高妙,王荆公尝诵之,因书于金陵天庆观斋房壁间,黄冠遂以入石。王荆公书法奇古,似晋宋间人笔墨,此固多闻广见者所欲得也。又《题王荆公书后》曰:王荆公书字得古人法,出于杨虚白。虚白自书诗云:“浮世百年今过半,校他蘧瑗十年迟。”荆公此二帖近之。往时李西台喜学书,题少师大字壁后云:“枯衫倒桧霜天老,松烟麝煤阴雨寒。我亦生来有书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台真能赏音。今金陵定林寺壁荆公书数百字,未见赏音者又云:荆公书法奇古,似晋宋间人笔墨。又云:不着绳尺,而有魏晋风气。又题法帖王濛书云:王荆公尝言学濛书。蔡上翔的考略起码说明了一个道理:书法不能以“忙闲”来评判,基于此,关涉王安石书法“忙”的评价似难以成立。
 
【王安石人物生平】
王安石,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21-1086),年66岁。王安石字介甫、半山,小字獾郎,号半山老人,江西临川(抚州市东乡县)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著有临川先生文集,周官新义,唐百家诗选。王安石是庆历进士,嘉祐三年(1058)上万言书,力主变法。神宗熙宁二年(1069),官至参知政事,拜相,行新政。熙宁九年(1076)罢相,退居南京,封荆国公,追封舒王。由于他力主改革,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但王安石之时,封建社会已经到了进退维谷的地步,他的改革最终也失败了。庆历二年进士,熙宁二年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次年拜相,推行新政。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世称临川先生。在北宋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诗“学杜得其瘦硬”,长于说理与修辞,善用典,风格遒劲有力,警辟精绝,亦有情韵深婉之作。著有《临川集》。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王安石精于诗文,博究经史,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

王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

王安石出身地方官家庭。王安石自幼聪颖,读书过目不忘。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各地,更增加了社会阅历,开阔了眼界,目睹了人民生活的艰辛,对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青年时期便立下了“矫世变俗”之志。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考中进士,授淮南节度判官。1058年(嘉祐三年)冬,王安石改任三司度支判官。次年春,他到了京城开封,上万言书。他指出,法度必须改革,以求其能“合于当世之变”。他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培养人才,因此他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官吏应从基层(“乡党”)选拔。1042年调任鄞县(今浙江宁波),为人正直,执法严明,为百姓做了不少有益的事组织民工修堤堰,挖陂塘,改善农田水利灌溉,便利交通。在青黄不接时,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户,解决百姓度荒困难。

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皇祐三年(1051年),任舒州通判,颇有政绩。宰相文彦博推荐他为群牧判官,出任常州知州、江东刑狱提典。嘉祐三年(1058年)任度支判官时,向宋仁宗上万言书,对官制、科举以及奢靡无节的颓败风气作了深刻的揭露,请求改革政治,加强边防,提出了“收天王安石画像雕像欣赏(9张)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原则,但并未引起朝廷的重视。不久朝廷任命他入直集贤院,同修起居注,他不愿任此闲职,固辞不就,遂改任知制诰,替皇帝起草诏令文告,纠察在京刑狱,因言忤旨意,难以在朝为官,于八年(1063年)八月以母病为由辞官回江宁守丧。英宗即位后(1063—1066),屡召王安石赴京,均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恳辞入朝。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又称王文公。其政治变法对北宋后期社会经济具有很深的影响,已具备近代变革的特点,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革家”。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并称“唐宋八大家”。

【历史评价】
王安石推行的变法,历史上的评价多有不同。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范仲淹评价道: 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陆九渊等。

历史发展到近代,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变故,改革的呼声日益提高,所以对王安石变法开始进行正面的评价,主要的人物有梁启超、严复等,梁启超的《王安石传》,他说:“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 他们从社会现实需要出发,呼吁改革精神。以后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在民国时期有所推广。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王安石的评价主要从阶级等角度出发,以后逐渐取消了这种方法,从具体的利益角度来看他的变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侠、邓广铭等。在海外,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三千三百多字的长信,列举实施新法的弊端,要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的回覆:“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所谓“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正是王安石的写照。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范仲淹

【历史上对王安石的丑化】
由于党同伐异的缘故,有关王安石最原始的资料或有意“遗失”,或极尽扭曲,但把这些零散的历史记忆串联起来,并将主观色彩尽可能地删除,之后我们会发现,王安石不仅在政治上、文化上多有成就和贡献,而且隐约还可以感知这是一位人情、人性均很正常的智慧的历史人物。

历史上对王安石愈演愈烈的妖魔丑化可谓不遗余力,甚至涉及到生活细节的方方面面,姑论及一二。
   
容貌猥亵:古人讲表里如一,即言身体、服饰的整洁预示着身心的健康。朝廷百官面前的王安石不事清洁,衣服垢污,囚首丧面,虮虱毕现,如何率领朝纲、为人表率?如“不喜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弊,亦不浣濯”。如“不事修饰奉养,衣服垢污,饮食粗恶”。再如朝见时“虱自介甫襦领而上,直缘其须”。真若如此,不知王安石怎样步入朝纲、君臣共处、指点江山?个人修饰虽属于一己私事,但作为社会公共交往,得体是最基本的要求。诸多记述皆言王安石生活简率、不拘小节,言语之间多有贬损,皆可视为政敌之间的妖魔化攻击,绝非客观真实地反映当时的情况,大可不予理会。

行为草率:《避暑录话》云:“王荆公不耐静坐,非卧即行。”《道山清话》云:“黄庭坚尝言:‘人心动则目动。’王介甫终日目不停转。”此二记亦言荆公浮躁,心神不定。一举一动、一颦一笑,皆显露奸臣模样。行为如此,文章亦然:“王荆公作文,落笔便古;王荆公论诗,开口便错。何也?文忌平衍,而公天性拗执,故琢字选词,迥不犹人。”因“天性拗执”,故遣词造句都“迥不犹人”,故“落笔便古”、“开口便错”。再以下棋为例,棋品之低劣,似印证了其人品的不健全。

王安石诗有句云:“垂成忽破坏,中断俄连接。”李壁注引《遁斋闲览》的攻击言辞如下:“荆公棋品殊下,每与人对局,未尝致思,随手疾应。觉其势将败,便敛之曰:‘本图适性忘虑,反苦思劳神,不如且已。’与叶致远敌手,尝赠叶诗,有‘垂成’、‘中断’之句。是知公棋不高。诗又云‘韩输’、‘误悔’,是又未能忘情于一时之得丧也。”敌者断章取义,仍套弄王安石遇事浮躁的谣传,所言“未尝致思,随手疾应”,“本图适性忘虑,反苦思劳神,不如且已”,皆此也。

王安石诗集中有多首咏棋的诗,从诗句中看得出,他不但精通棋艺,还常将棋理喻人生。若“北风吹人不可出,清坐且可与君棋。明朝投局亦未晚,从此亦复不吟诗”(卷四十八《对棋呈道原》),特定的气候下,“清坐”、“投局”、忘我,模糊了时间界限,连饮酒赋诗都遗忘在脑后。卷四十一《棋》云:“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战罢两奁收黑白,一枰何处有亏成。”李壁注云:舒王在钟山与道士棋。道士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无所争。故能入于不死不生。”公笑曰:“此特棋迷也。”怎么看也看不出他不爱棋、不懂棋。

王安石不但爱棋、懂棋,还能从容自如,潇洒笑对输赢。卷四十二有《与薛肇明弈棋赌梅花诗输一首》,李壁的注形象地再现了诗中的故事:荆公在钟山下棋时,薛门下与焉,赌梅花诗一首。薛败而不善诗,荆公为代作。今集中所谓薛秀才者是也。薛既宦达,出知金陵,或者嘲之曰:“好笑当年薛乞儿,荆公坐上赌梅诗。而今又向江东去,奉劝先生莫下棋。”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五《赌梅诗输罚松声诗》亦记:“王文公居钟山,尝与薛处士棋,赌梅诗,输一首。”知棋亦荆公平常之消遣。

政敌视变法为祸国殃民,变法的祸端是王安石的躁进,而王安石躁进的根源是其性格上的缺陷以及其阴险、晦暗的心理。前者可由书法、下棋等这些生活的细节末端相印证,而后者在王安石的衣饰方面暴露无遗,外表是内在的端现。从这两个层面攻击的依据其实是一个,即人的品质会体现在所有的细枝末节,所谓文如其人、书如其人,棋品如人品,以貌取人等,皆此之谓也。

郑行巽《王安石生活》述贡父因和安石论新法,不便,有一次曾出判泰州,有《题馆中壁》一首诗道:“壁门金阙倚天开,五见宫花落井槐。明日扁舟沧海去,却从云气望蓬莱。”这首诗分明是对于在朝之人,似有不满的意思。安石见了,却夷然不以为意,并讽咏之,又写在扇子上面。从中可见其大度,其从善如流。

管成学《宋代的科技与改革初探》曾列举荆公同时代人的评语:刘世安:“其人素有德行,而天下人素尊之。”“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王安石)不做执政为屈”(《元城语录》卷上)。黄庭坚:“予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三十)王严叟:“天下盛推王安石,以为必可致太平。”(《安阳集》《忠献韩魏王别录》)司马光:“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也。”(《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十)尽觉中肯可信。

【王安石与众不同的性格对他政治生涯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文人出仕者比比皆是,晋有陶渊明,唐有李、杜,宋有欧阳修、苏东坡等,但官做得最大,位极人臣,且对当世与历史影响巨大的,惟有王安石。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年号半山,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庆历二年(1042)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江宁太守等地方官吏。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施行变法,内容有: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保甲法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王安石变法”,或称“熙宁变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儒式文人的最高理想境界莫过如此。

性格决定命运,个体命运影响整个民族。王安石一生的成就与影响无疑是辉煌的,他是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列宁称之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梁启超评价他“三代下唯一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但王安石同样又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譬如他有许多异于常人的性格,以至于被时人视为怪人。在“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后世,与其清谈一个人的功过得失,莫如检点其性格的方方面面,探知其心路历程,更多几许启示。

生活的意义由文化维系,生命的意义在于生存个体所抵达的深度与广度,而不只在于所实现的高度,英雄无论成与败。比较而言,王安石与苏东坡属于同一个时代的出仕文人,同列于“唐宋散文八大家”,王安石在政治上的成就与影响远远高于苏东坡,但无论当朝还是后世,人们更多地看好苏东坡。原因在于,苏东坡的一生“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海德格尔),而王安石的一生是“孤独”的。
王安石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经常不洗脸不洗澡不换衣服,脸黑黢黢的皴皮多厚,头发零乱,跟别人说话时常捉虱子。在扬州做判官时,他经常官服不洗,官带歪系,令太守韩琦斜睨而视,他也无动于衷。妻子吴氏有洁癖,嫌弃他,常常同房之后拼命洗刷,呆在浴室里几个时辰不出来。他面庞黝黑,有人送来“芫荽汁”与“澡豆”制品,让他用来把脸洗白,他不信,说我生来脸黑,焉有能洗白之理,叫人把“洗面奶”拿走。

历代士大夫大都三妻四妾,王安石却不近女色,一生只有原配夫人吴氏。夫人不忍,一日,为他买来一个貌美而善解人意女子做妾,他发现后,将小妾退还原来的丈夫,并赠给金钱。扬州自古繁华地,娱乐场所多,可他身为判官时从来对歌舞场烟花巷不屑一顾,每个夜晚只是以古籍、青灯作伴。在官场,在萎靡的世风下,拒绝酒色就是拒绝高官的生活方式,就是人为地远离社交圈子。好个“拗相公”,不能入乡随俗,同流合污,何苦来哉?

文人多怪诞,非常之人非常态。王安石的怪相常常令人不可理喻。有一次宋仁宗请臣子钓鱼,王安石“忝陪末座”,一条鱼没钓起来,却把盘子里的几十颗球状鱼饵吃光。仁宗皱眉头,“视之良久”,他照吃不误。似有几分放浪形骸的“魏晋风度”。他极少喝酒,几乎是滴酒不沾,一次包拯请客,招两个下属王安石和司马光同饮。包拯善饮,有豪气,频频向两个下属举杯。司马光“明白”,喝了几杯。王安石“拗”,老虎推磨不听那一套,始终没喝,令老包也没办法。司马光由此得出结论:王安石这个人不尽人情。王安石的书法清劲峭拔,字如其人。他一生勤写日记,事事记得清楚分明,可见其是一个活得较劲的人。他不好扎堆,喜欢独自溜达,汴梁的市井商铺间,汴河的柳岸古桥旁,有他漫步的身影。

王安石性格里的“拗”劲,发展成一种实践理想的狂热。“熙宁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王安石也因此众叛亲离,变法以失败而告终。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因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
文人从政,悲剧难免,人生多悲剧。王安石的悲剧不在于“熙宁变法”的无疾而终,在于其个体生命的苍白乏味。他执拗的个性,偏激的见解,怪癖的生活习惯,寡淡古板的生活情调,近乎自残式的生活方式,大大削减了生命的“幸福指数”, 也注定自陷于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困境。比之苏轼的豁达、温情、随和与率真,王安石无论如何也赢得不了多少同俦者,若为异性,恐怕也少有人愿意与之托付终生。知古鉴今,凝望王安石孤独的背影,后人无疑瞥见了一道警示的人生路标。

【个人恩怨】
说到东坡的敌人,最难措辞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 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嘉祐六年(1061),二十六岁的东坡参加制举,王安石以知制诰的身份出任考官。东坡在制策中全面地提出了自己对朝政的看法,许多观点正好与王安石两年前向仁宗所上的万言书截然相反。众考官都欣赏东坡的“文义灿然”而置之于高第,王安石却斥责东坡之文“全类战国文章”。王安石随后还在任东坡为福昌县主簿的制文中说:“夫士之强学赡辞,必知要然后不违于道。择尔所闻,而守之以要,则将无施而不称矣,可不勉哉!”虽是代朝廷立言,但也显示了他本人对东坡的不满之意。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苏洵还写了《辨奸论》暗刺王安石矫饰反常、不近人情的举止,并预言他必将祸害天下。七年以后,吕诲上疏弹劾王安石,说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并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是人也!”吕诲的话与《辨奸论》如出一辙,可见苏洵事实上是代表旧党发出了攻击王安石的第一声。东坡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也非常赞赏,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王安石则把东坡视为隐然的强敌,必欲把他驱逐出朝廷而后快。熙宁二年(1069),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却竭力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回答说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三年前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是人所共知,所以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政治家王安石】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这个职位暂时没有确切的史料作为佐证,似有不实。),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多年为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酝酿变法

熙宁元年(1068年),新即位的宋神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 择术为始。” 熙宁二年,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而少取之,然“少取与多取,犹五十步与百步”,七八月间范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安石“掊克财利”,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御史中丞吕诲上书劾王安石巧诈,说他:“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 一次宋神宗和文彦博讨论变法之事,神宗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说:“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第二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与(王)介甫书》责难王安石“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又置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灭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不得息”,“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你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骂 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于恕乎!” ;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则写了〈答司马谏议书〉回复:“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后来两人完全绝裂,司马光跟皇帝辞职,隐居洛阳专心编纂《资治通鉴》。
【王安石变法】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变法的成果,北宋熙宁六年(1073年),在王安石指挥下,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收复河(甘肃临夏)、岷(今甘肃岷县)等五州的作战。宋军收复5州,拓地2000余里,受抚羌族30万帐,建立起进攻西夏地区的有利战线。王安石的变法成了我国的重大改革。
【改革运动】
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熙宁元年(1068年),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即上书主张变法。次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三司制置条例司,物色了一批拥护变法的官员参与制订新法。熙宁三年(1070年)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同时,改革科举制度,为推行新法培育人才。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地主和豪商对农民的剥削,促进了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国家财政状况有所改善,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王安石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毛泽东也称赞“王安石最可贵之处在于他提出了‘人言不足恤’的思想”。(“人言不足恤”并不是由王安石等变法派人士提出来的,而是反对派对变法派的污蔑之词,原文类似的有三句“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王安石听到这句话之后深觉其符合自己的变法主旨,遂大加宣扬。)

变法使朝廷垄断了商品贸易,不仅是官僚、大地主、还有小商人的利益均遭侵犯,社会原有秩序遭到破坏,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特别是曹太后、高太后的顽固阻梗。加上在实施过程中过分求大求快,许多官吏借机敲诈盘剥,使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而上书直谏变法危害的贤良才能大臣均遭王安石罢黜或贬官或流放,导致税吏越发恣意妄为、胆大包天,此种情况愈演愈烈,实际效果与主观设想相差甚远。王安石处于“众疑群谤”之中,宋神宗迫于皇亲贵戚和反对新法大臣的压力,于熙宁七年(1074年)四月罢去王安石相位,再任江宁知府。次年虽又起用为相,但因新法派内部分裂及保守派的挑拨离间,王安石实际上难有作为,至熙宁九年十月再次罢相,出任江南签判,次年隐退江宁,过着闲居生活。

元丰八年(1085年),哲宗即位,年仅十岁,由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启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为相,在苏轼的几番上奏下,废除了大多数为害甚巨的新法。王安石在忧愤和遗恨中于翌年四月去世,葬于江宁半山园。王安石晚年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王文公、临川先生。死后被追封为 “太傅”;绍圣年间,赐谥号为 “文”,配享神宗的庙庭;徽宗时,又配享文宣王庙。而钦宗时,皇帝下诏停止他文宣王庙配享。高宗采纳赵鼎、吕聪的意见,削去了其 “舒王”的封号。

王安石执政之所以能敢作敢为,矢志改革,是受其进步的哲学思想支配,他把“新故相除”看做是自然界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而树立了“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的大无畏精神。这些进步思想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也闪烁着夺目的光彩。其散文长于说理,言简意深,笔力雄健,见识超群;诗词则遒劲清新,豪气纵横,对宋初形式主义的文风是有力的冲击,对豪放派诗词有直接影响。其著作极为丰富,存世的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三经新义》(残卷)、《唐宋百家诗选》、《诗义钩沉》等。此外,其山水诗也极。

王安石从小在外,为官四处奔波,但对家乡有着一股挚情,几次回乡探亲,对家乡的亲朋好友,名胜古迹,写了许多诗文、书信、墓志,表达了他热爱家乡的思想感情。家乡人民也对他有着深深的景仰和怀念。早在北宋崇宁五年(1106年),抚州郡守田登就在王安石旧宅建造了王荆公祠,“肖公像而祀之”。许多地名都是为纪念他而取的,有荆公山、荆公坡、荆公桥、荆公钓鱼台、半山书院、安石读书台、荆公路等。家乡学者著书撰文,为王安石辩诬:南宋金溪陆九渊在《荆公祠堂祀》中盛赞其人品高尚,贬斥了王安石的政敌;清代金溪蔡上翔,穷毕生精力撰写《王荆公年谱考略》,以辩宋史之诬。1986年11月由江西省人民政府拨专款在抚州市修建了“王安石纪念馆”,主楼前面有一尊3米多高的王安石塑像,供人们瞻仰。
【王安石变法危机】
一、三大矛盾
1、阶级矛盾尖锐:北宋初年,宋朝统治者由于对土地兼并采取“不抑兼并”态度,导致三分之一的自耕农沦为佃户和豪强地主隐瞒土地,致使富者有田无税、贫者负担沉重,连年的自然灾害加剧了农民苦难,因而造成各地农民暴动频繁。 
2、民族对立严重:北宋与西夏和辽国发生多次战争。
3、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突出:改革派与守旧派斗争激烈。
二、三冗危机
1、冗官,北宋政府采用分化事权的方式,集中皇权,比如,宰相职位一般有很多人担任,同时还设置了枢密使、参知政事、三司使,来分割宰相的军、政、财权。官职也不断增加,导致北宋机构臃肿;采用恩荫制,一个官僚一生当中可以推荐数十个亲属当官;北宋大兴科举,科举应试人数增加,取士人数也增加。 
2、冗兵,政府为稳定社会秩序招收流民入军,军队数量增加,军费增加。
3、冗费,冗官、冗兵导致政府财政支出增加,北宋政府还要给西夏和辽“岁币”,与此同时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因而造成了北宋政府的财政危机。
三、一大背景
军队涣散,指挥效率和战斗力较低,导致北宋在与辽国和西夏的斗争中常常失败。
1、北宋政府为了防范武将实行更戍法,频繁调动武将,导致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并设立不同机构管辖军队,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削弱军队战斗力。
2、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北宋政府荒年募兵,招募流民当兵,军队战斗力下降。
3、北宋以步兵为主,根本就打不过北方少数民族的骑兵。
4、武器生产管理混乱,影响军队战斗力。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
北宋王安石于宋神宗熙宁年间进行的改革。治平四年(1067)正月,宋神宗赵顼即位。神宗立志革新,熙宁元年(1068)四月,召王安石入京,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王安石建立一个指导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条例司撤销后,由司农寺主持变法的大部分事务。吕惠卿、曾布等人参与草拟新法。这些新法按照内容和作用大致可以分为理财措施、军事措施、教育措施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一、理财措施
最重要的核心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供应国家需要和限制商人的政策,主要是均输法、市易法和免行法。
1、均输法
熙宁二年七月,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由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情况,然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均输法夺取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稍稍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
2、市易法
熙宁五年三月,颁行市易法。在开封设置市易务。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出售,商贩可以向市易务贷款,或赊购货物。后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3、免行法
熙宁六年七月,正式颁行免行法。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
发展农业生产
  调整封建国家、地主和农民关系的政策以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有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和农田水利法。
1、青苗法
  熙宁二年九月,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但具体实施中出现强制借贷现象,是王安石变法措施中争议最大的内容。
2、募役法
  熙宁四年颁布实施。募役法(免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3、方田均税法
  熙宁四年(1071年)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方田均税法清出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却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 
4、农田水利法
  熙宁二年颁布。条约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北方在治理黄、漳等河的同时,还在几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贫瘠的土壤变成了良田。

二、军事措施
稳定封建秩序,这一方面属于军事措施。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和整顿、加强军队的措施,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以及建立军器监等。
1、将兵法
  作为“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实行将兵法。自熙宁七年始,在北方挑选武艺较高、作战经验较多的武官专掌训练。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2、保甲法
  熙宁三年颁行。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封建秩序。

三、教育措施
改革教育制度,王安石等变法派还改革了科举制,整顿了各级学校,为社会培养需要的人才。
【变法的影响】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从新法实施,到守旧派废罢新法,前后将近15年时间。在此期间,每项新法在推行后,基本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使豪强兼并和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中、上级官员、皇室减少了一些特权,而乡村上户地主和下户自耕农则减轻了部分差役和赋税负担,封建国家也加强了对直接生产者的统治,增加了财政收入。各项新法或多或少地触犯了中、上级官员、皇室、豪强和高利贷者的利益,司马光当政时,最终被罢废。不久,因为中央财政资金不足,经司马光提议,荆公的变法条目部分得以恢复。

王安石变法和20 世纪30 年代美国新政同为世界经济史上影响巨大的事件。1000 年来,对于王安石变法的巨大历史意义,后人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世界上对王安石进行积极评价的人也越来越多,不少人对王安石变法对当代的启示意义给予全面评价。王安石变法和新政农业政策之间的联系 ,少有人给予像美国新政农业部长华莱士对之的关注。在华莱士看来,王安石变法所要解决的问题,是20 世纪30 年代美国同样面临的问题;王安石变法的措施,新政农业政策同样可以借鉴。

1944年,华莱士访华期间,有关的报道写道:“华氏研究中国历史,对于吾国王安石之农政,备致推崇,迭次言论中皆有向往之词。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参观新疆女子学院时,图书室中适有一部《王临川全集》。王世杰罗家伦两氏,因示华氏以该书。华氏谓彼曾研究过王安石,但在全集中一定还有彼所不曾知道的文章。王氏因语此书中不畏天变、不畏祖宗之法等语,谓王安石整个精神,只是不畏任何阻力。华氏答称:余于此颇悉。离院时向诸生演说,因即量诸生记取王荆公的话,不畏天灾,不畏任何阻力,效法蒋委员长,克服一切困难。在与王主任世杰及盛主席夫妇、罗监察使家伦等闲谈中,亦询及我宋代政治家王安石之有关各节,华氏誉王安石中国历史上推行“新政”之第一人;并请王主任可能搜集有关王安石之事迹,并访得其后人。在沈部长欢宴席上,华氏重复提到王安石,并进而以现时代眼光与当时情形相较恒,发为一种乐观的期待。”

华莱士为什么对王安石评价如此高?在他看来,罗斯福时代的美国与王安石时代的中国经济形势非常相似,一方面出现农产品过剩,一方面由于美国农业信贷系统本身为垄断集团所把持,一般农民无法取得贷款,土地被地主收回,生计日窘,只有通过政府向人民提供贷款,使农民们能够尽快找到生计,才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王安石的良好立法在古代专制时期不能实现,但是在当代可以成为现实。1930年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时任农业部长的华莱士仿照王安石的青苗法,在美国建立常平仓(中国古代储备粮荒平抑粮价的政府粮仓),一方面实施农业贷款,一方面收购多余的物资和粮食食品,免费发给城市人民,不但解决了粮荒问题 ,还保证了粮食物资价格的稳定,为美国度过经济大萧条起了重要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讲,是王安石拯救了饥饿的美国农民。

【文学家王安石】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即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变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王荆公体”的特点是:重炼意,又重修辞。在用事、造语、炼字等方面煞费苦心,既新奇工巧又含蓄深婉,主要载体是其晚期雅丽精绝的绝句。其长处是下字工,用事切,对偶精;其短处在于作诗主意求工,主意之过流为议论,好求工而伤与巧;故“王荆公体”有深婉不迫处,也有生硬奇崛处。这既体现了宋诗风貌的部分特征,又有向唐诗复归的倾向,可谓既有唐音,又有宋调,对宋诗的发展影响较大。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也不失大家风范,是我国诗歌史上的一颗明星。
王安石写的诗词

词:《桂枝香·金陵怀古》 《浣溪沙》 《南乡子》 《渔家傲》 《菩萨蛮》 《桂枝香》 《千秋岁引》 《伤仲永·集句》 《伤仲永》

诗:《梅花》 《明妃曲二首》 《商鞅》 《书湖阴先生壁》 《元日》 《棋》 《登飞来峰》 《泊船瓜洲》 《与薛肇明弈棋赌》 《诗输一首》 《春夜》 《北山》 《葛溪驿》 《示长安君》 《郊行》
  《桂枝香·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
  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
  归帆去棹斜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
  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继。
  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
  六朝旧事如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
  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浣溪沙》
  百亩中庭半是苔,门前白道水萦回。爱闲能有几人来?
  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两三栽。为谁零落为谁开?
  《南乡子》
  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佳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晋代衣冠成古丘。
  绕水恣行游,上尽层楼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槛外长江空自流。
  《渔家傲》
  平岸小桥千嶂抱,揉兰一水萦花草。茅屋数间窗窈窕。尘不到,时时自有春风扫。
  午枕觉来闻语鸟,攲眠似听朝鸡早。忽忆故人今总老。贪梦好,茫然忘了邯郸道。 
  《菩萨蛮》
  数家茅屋闲临水,轻衫短帽垂杨里。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桥。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物最关情?黄鹂一两声。
  《千秋岁引》
  别馆寒砧,孤城画角,一派秋声入寥廓。
  东归燕从海上去,南来雁向沙头落。
  楚台风,庾楼月,宛如昨。
  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它情耽阁!
  可惜风流总闲却!当初谩留华表语,
  而今误我秦楼约。梦阑时,酒醒后,思量著。
  《菩萨蛮》集句
  海棠乱发皆临水,君知此处花何似?凉月白纷纷,香风隔岸闻。
  啭枝黄鸟近,隔岸声相应。随意坐莓苔,飘零酒一杯。
  《梅花》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明妃曲二首》
  其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其二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
  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杆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商鞅》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万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书湖阴先生壁》
  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棋》
  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
  战罢两奁分白黑,一枰何处有亏成。
  《登飞来峰》
  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与姚肇明弈棋赌梅花诗输一首》
  华发寻春喜见梅,一株临路雪倍堆。
  凤城南陌他年忆,香杳难随驿使来。
  《春夜》
  金炉香尽漏声残,剪剪轻风阵阵寒。
  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
  《北山》
  北山输绿涨横陂,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诗歌点评

  从诗体说来,王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像《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国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金陵怀古,诸公寄调桂枝香者三十余家,惟王介甫为绝唱。东坡见之,叹曰:“此老乃野狐精也!”作:“登临送目,正故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图画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其中,不少是在变法途中写的,来激励自己。

【王安石年谱】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1021) 一岁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于临江军(今江西清江)。
  仁宗天圣八年庚午(1030) 十岁
  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今广东韶关),王安石随父至韶州。
  明道二年癸酉(1033) 十三岁
  王益回临川(今江西东乡)母报丧,王安石随行。
  景祐三年丙子(1036) 十六岁
  王益服满赴京,王安石随行。
  景祐四年丁丑(1037) 十七岁
  四月,王益通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王安石随行。
  宝元二年己卯(1039) 十九岁
  二月,王益卒于江宁任上。
  庆历二年壬午(1042) 二十二岁
  三月,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以秘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
  庆历六年丙戌(1046) 二十六岁
  自临川(今江西东乡)赴京,不求官职,改大理评事,知鄞县。
  皇祐三年辛卯(1051) 三十一岁
  以殿中丞通判舒州(今安徽潜山)。
  至和元年甲午(1054) 三十四岁
  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贤校理,辞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
  嘉祐二年丁酉(1057) 三十七岁
  五月改太常博士,知常州。
  嘉祐三年戊戌(1058) 三十八岁
  二月提点江东刑狱。十月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
  嘉祐六年辛丑(1061) 四十一岁
  为工部郎中、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
  嘉祐八年癸卯(1063) 四十三岁
  三月仁宗崩,英宗(赵曙)立。八月,母吴氏逝于京师,十月归葬江宁。
  治平四年丁未(1067) 四十七岁
  正月,英宗崩,神宗(赵顼)立。诏以故官知江宁府。九月,召为翰林学士。
  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 四十八岁
  四月,自江宁入京。神宗诏越次入对。
  熙宁二年己酉(1069) 四十九岁
  二月,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
  熙宁三年庚戌(1070) 五十岁
  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馆大学士,与韩绛并相。立保甲法。
  熙宁五年壬子(1072) 五十二岁
  行市易法、保马法。
  熙宁六年癸丑(1073) 五十三岁
  提举经义局。九月,熙河大捷,神宗解身上玉带赐之。
  熙宁七年甲寅(1074) 五十四岁
  三月,行方田均税法。四月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新法遭遇首次挫折。十月,行手实法。
  熙宁八年乙卯(1075) 五十五岁
  二月,复拜同平章事、昭章馆大学士。六月,进加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熙宁九年丙辰(1076) 五十六岁
  六月,子雱卒。十月,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元丰元年戊午(1078) 五十八岁
  正月,进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
  元丰三年庚申(1080) 六十岁
  九月,加特进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改封荆国公。
  元丰七年甲子(1084) 六十四岁
  乞以宅为寺,赐名“报宁”。
  元丰八年乙丑(1085) 六十五岁
  三月,神宗崩,哲宗(赵煦)即位。新法先后废罢。
  哲宗元祐元年丙寅(1086) 六十六岁
  四月初六病逝,赠太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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