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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一流写手“困学民”鲜于枢书法成就及人生际遇

2016年07月21日 鲜于枢 暂无评论 阅读 3,120 views 次
摘要:

鲜于枢与赵孟頫齐名,同被誉为元代书坛“巨擘”,并称“二妙”、“二杰”,但其影响略逊于赵孟頫。他们同为元代书坛重镇,在有元一代影响颇大。由于一为吴兴人,一为渔阳人,所以人们又习惯上称他们为“南北二雄”。鲜于枢书法由唐人书法入手,再上溯东晋二王。他功力扎实,善悬腕作字,喜用狼毫,强调骨力。鲜于枢书法大字楷书雄逸健拔,圆润遒劲,气势磅礴而不失规矩。行书结体谨严,真力饱满,潇洒自然。草书学怀素并能自出新意,笔法纵肆,气魄恢宏。由于一生官位都不高,常赋闲家中,鲜于枢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鲜于枢除具书法专长外,更是一位文学家,写下了许多诗词。鲜于枢还能作曲,弹得一手好琴,而且精通文物鉴定。明代王世桢尝云 『鲜于博学,负材气,貌伟而髯,类河朔伧父。余见其行草,往往以骨力胜,而乏姿态,略如其人,以故声称渐不敌赵吴兴。』

鲜于枢与赵孟頫齐名,同被誉为元代书坛“巨擘”,并称“二妙”、“二杰”,但其影响略逊于赵孟頫。他们同为元代书坛重镇,在有元一代影响颇大。由于一为吴兴人,一为渔阳人,所以人们又习惯上称他们为“南北二雄”。鲜于枢书法由唐人书法入手,再上溯东晋二王。他功力扎实,善悬腕作字,喜用狼毫,强调骨力。鲜于枢书法大字楷书雄逸健拔,圆润遒劲,气势磅礴而不失规矩。行书结体谨严,真力饱满,潇洒自然。草书学怀素并能自出新意,笔法纵肆,气魄恢宏。由于一生官位都不高,常赋闲家中,鲜于枢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鲜于枢除具书法专长外,更是一位文学家,写下了许多诗词。鲜于枢还能作曲,弹得一手好琴,而且精通文物鉴定。明代王世桢尝云 『鲜于博学,负材气,貌伟而髯,类河朔伧父。余见其行草,往往以骨力胜,而乏姿态,略如其人,以故声称渐不敌赵吴兴。』

鲜于枢在书法艺术上追求超越宋人,师法晋唐,与赵孟頫齐名,有“南赵北鲜”之说。鲜于枢的传世书法作品约有四十件,多为行草书,且以墨迹为主。因为有广泛的艺术修养,且将之融合到书法中,鲜于枢方成为书法大家。鲜于枢早岁学书法,未能如古人,偶于野外看见二人挽车泥淖中,顿有所悟。他写字时多用中锋回腕,笔墨淋淳酣畅,气势雄伟跌宕,酒酣作字奇态横生。鲜于枢兼长楷书、行、草书,尤以草书为最。他的功力很扎实,悬腕作字,笔力遒健,著有《困学斋集》。鲜于枢与赵孟頫齐名,同被誉为元代书坛“巨擘”,并称“二妙”、“二杰”,但其影响略逊于赵孟頫。他的书法由唐人书法入手,再上溯东晋二王。他功力扎实,善悬腕作字,喜用狼毫,强调骨力。他的大字楷书雄逸健拔,圆润遒劲,气势磅礴而不失规矩。行书结体谨严,真力饱满,潇洒自然。草书学怀素并能自出新意,笔法纵肆,气魄恢宏。由于一生官位都不高,常赋闲家中,鲜于枢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他除具书法专长外,更是一位文学家,写下了许多诗词。他还能作曲,弹得一手好琴,而且精通文物鉴定。明代王世桢尝云 『鲜于博学,负材气,貌伟而髯,类河朔伧父。余见其行草,往往以骨力胜,而乏姿态,略如其人,以故声称渐不敌赵吴兴。』

鲜于枢书法欣赏【苏轼海棠诗卷】

鲜于枢书法欣赏【苏轼海棠诗卷】

鲜于枢擅长楷、行、草,而尤以草书名世。传说他早岁学书,不得笔法,后来偶然在郊外见到二人在泥路上挽车,遂领悟了书法的奥妙,自此书艺大进。他的小楷师法钟路,草书揉怀素、大令笔意,又悬肘、回腕作书。其书法重法度,又极有气势,草书连绵而不涉狂猖。由于和赵孟颓友善,二人结下了终生的友谊。“契合无同言,一见同夙昔”。经常在一起切磋书法,故此鲜于枢的书法也受赵孟頫的影响,尤其是《透光古镜歌册》与赵书几可乱真。鲜于枢的书法在当时就负盛名,赵孟頫对其推祟备至:“尝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处称尊耳。”(《松雪斋集》)这里显明道出赵鲜二人交情之深,一方面可以看出赵的谦逊、雅量,另一方面也说明鲜于枢的书法的确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元·袁哀也说:“困学老人善回腕,故其书圆劲,或者议其多用唐法。就与伯机相识十五六年间,见其书日异,胜人间俗书也。”他“与子昂齐名一时”,“书法各宗其长,领顽当世”(上官伯堂父跋《论张旭怀素高闲草书贴》)。他们同为元代书坛重镇,在有元一代影响颇大。由于一为吴兴人,一为渔阳人,所以人们又习惯上称他们为“南北二雄”。

仅就书法史上地位或对后世影响而言,鲜于枢的确难与赵孟頫匹敌,何况他的书法作品(特别是碣石碑版)也远不及赵孟頫丰富。同时代的袁褒说:“困学老人善回腕,故其书圆劲,或者议其多用唐法,然与伯机相识凡十五,六年间,见其书日异,胜人间俗书也。”(《书林藻鉴》)不过,元明以来,仍不乏师法鲜于枢书法之大家、高手,诸如元之边武、董复(均有《千字文》传世》,明之丰坊(上海博物馆藏有其《拟鲜于太常大字卷》》,近代之潘伯鹰等。此《王安石杂诗卷》书于至元辛卯二月八日,属鲜于枢早年力作。纸本,纵50公分,横1025公分,曾入内府,著录于《石渠宝笈》,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本卷是鲜于枢为其好友『君锡』所作。按,『君锡』名方逢辰,浙江杭州淳安人。宋淳中廷对第一,累官至兵部侍郎、国史修撰,著有《蛟峰文集》等。
元代赵孟頫在其著《松雪斋文集》中,对鲜于枢在文学、音乐、书画等方面的成就都作了高度评价和热情赞颂,体现了中国元代文坛“二雄”之间,既是强有力的对手又是最真诚的朋友。赵孟頫是才高多能的文艺家。他非常赞赏鲜于枢的深邃的音乐修养和高超的乐器演奏技艺,在赵孟頫的笔下,鲜于枢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音乐家。赵盂颊是元代的文学泰斗,他又非常赞赏鲜于枢渊博的文学造诣。在其《哀鲜于伯机》诗云:“契合元问言,一见同宿昔。春游每拿舟,夜坐常促席。”可见鲜于枢确实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文学家,其文学著作《因学斋诗集》《困学斋杂录》已成孤本,一般仅能看到他的散见诗篇如《桥山》《晚秋杂兴诗》等,从中可观察到其文学造诣深厚之一斑。鲜于枢居官北上务公时,曾返故里涿鹿拜祖寻根,即兴赋诗题词。其山水抒情诗《桥山》(见《保安州志》),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以奔放的思绪,大胆的想象,融冶古代神活,民间传说构成一幅奇丽秀美的雄奇仙境,使中华民族始祖内帝会仙奕棋和做古安息的桥山,附着诗人美好理想的神奇色彩。

鲜于枢的书艺风格,特点可归纳六类:一是大字楷书,如《透光古镜歌》是属于规矩兼恢宏的;二是较小的行楷书,如《苏轼海棠诗》、《老子道德经》等,属于规矩谨敕的;三是行草书,如《襄阳歌》、《韩愈进学解》等,具有颜(真卿)苏(东坡)风格;四是狂草,如《大字诗赞》、《唐人涛》等,近乎怀素神趣;五是下笔稍肥厚,如醉时歌、唐绝旬一类,字形受李北海的影响,与赵孟頫、邓文原风格相近;六是还有一些书作笔画较瘦挺、转折之迹明显,或字形既放纵又坚实、气魄雄浑又不失规矩。鲜于枢尤善悬腕书,他认为作书必须“把笔离纸三寸,取其指实掌平虚腕法贺转,则飘逸纵之,体自绝出耳。”这一见解,十分精辟。因此,元代书法理论家陈绎曾在其著《翰林要诀》写道:鲜于枢“悬腕书,余问之,瞑目伸臂日:胆!胆!胆!”这活画了鲜于枢书法抒怀的神气。表达了他书艺的“奇态横发”、“笔意遒劲”、“以气胜得之”的美学观。所以,以鲜于枢和赵孟頫为代表的书艺,形成了中国元代真、行、草书为主流的书法,呈现了元朝的一代书风,对明清以至现在的书法仍发生着重大影响。

鲜于枢著《论草书贴》云:“长史颠逸,时出法度之外;怀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闲用笔粗十得六七耳。”“至山谷乃大坏不可复理”。在这里考究笔法黄山谷,狂草变动犹鬼神的张旭等都遭到他的批评,可见他对笔法、结字的坚持,对书法反映时代新风的重视。书法反映时代风貌,表达书家的思想风格。鲜于枢书法欣赏《论草书贴》在理论上,表达了他进步而科学的艺术观和真实而健康的美学观。

鲜于枢比赵孟頫小二岁,又比赵孟頫早21年做古。这位黄帝帮里的游子在其非常短暂的生命烛光燃烧期间,竟能与元代的文学泰斗赵孟頫并驾齐驱,各领风骚,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奇迹。他是元代一代文风,一代书风的重要代表人物。可是,不知何因大名鼎鼎的文史学家、总裁官宋濂主修《元史》时,却未给鲜于枢立传。相形之下,京畿、宣化府、涿鹿各级地方志也就上行下效了。造成中国《元史》的一大空白、缺憾。
鲜于枢(1246-1302),元代著名书法家。字伯机,晚年营室名“困学之斋”, 自号困学民,又号寄直老人。祖籍金代德兴府(今张家口涿鹿县),生于汴梁(今河南开封)。汉族,大都(今北京)人,一说渔阳(今北京蓟县)人,先后寓居扬州、杭州。大德六年(1302)任太常典薄。元世祖至元年间以才选为浙东宣慰司经历,后改浙东省都事,晚年任太常典簿。好诗歌与古董,文名显于当时,书法成就最著。明朱权《太和正音谱》将其列于“词林英杰”一百五十人之中。《新元史》有传。

据《鲜于府君墓志铭》记载,鲜于枢的高祖曾经做过官,祖父“读书通大义,不为科举业”。蒙古军队攻下德兴府后,携家南逃,走到居庸关被“盗”所杀,祖母带全家到处奔波, 金哀宗天兴元年(1232年),又北上定居范阳(今河北涿州)。鲜于枢的父亲从事办理运粮的差事。常年往返于中都、大都、汴梁以及扬州、杭州之间。鲜于枢少年时不断随父迁居。

鲜于枢原藉为金代西京路德兴府,即今张家口市涿鹿县。据周砥、马治合撰的《荆南倡和集》与上海有正书局石印的《三希堂小楷四种》之记载,鲜于枢的高祖在涿鹿曾经作过官,然不久就辞官。他曾祖博学工文,考试却次次名落孙山,但“家素豪于财”,舍得破费,做些奇突的善事。他的祖父“读书通大义,不为科举业”,不幸在兵燹之年,遭到最大灾祸。这需要从“代、上谷,用武之国”的史事谈起:公元1211年(金大安3年),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元太祖成吉思汗率领骁勇、强悍的蒙古大军一举攻克了金国的德兴府城(今涿鹿县城中),居庸关的金守将闻讯远遁。成吉思汗在率大军追逐中,因流矢负伤而撤兵弃城。公元1213年7月,成吉思汗又率大军攻下德兴府,夺得居庸关,占领了易州等地。翌年,金宣宗完颜殉被迫由北京迁都汴梁(今开封)(见《金史·宣宗本纪》)。

在这种社会急骤变乱的时局下,鲜于枢的祖父在老家德兴府城不能存身,携家室南奔,走到居庸关不幸被盗赋所杀,年仅30岁。鲜于枢的祖母李氏非常干练、坚强,草草掩埋了丈夫的尸体,仍携幼稚包括10岁的儿子(鲜于枢的父亲)一直奔到汴梁。后来,流转于河南许(许昌)、毫(归德)之间,他们在中原艰苦生活了18年。公元1232年(元太宗4年),鲜于枢的父亲、祖母携全家又北上返回老家奉圣州城(今涿鹿县城)。

鲜于枢的父亲,名光祖,字子初,先后娶了三妻,鲜于枢是元配李氏所生。鲜于光祖是—个文武兼备,颇为干练、而奇特的人。少年时他为友杀仇,后改节读书。返回涿鹿老家后不久,老祖应了办理运粮的差事。这样,他常年风尘仆仆往返于中都、大都、汴梁,以及扬州、杭州遥远的路途之间。最后,就养于扬州,卒于淮安。故后17年。葬于杭州。大文艺家赵孟頫为其编撰和书写了墓志铭。鲜于枢少年时不断随父迁居,最后以其才学在扬州、杭州居官任职了。有时候。鲜于枢自作的诗文系用古燕赵的郡名。如“渔阳鲜于”署名,使一些不名其身世的文人误认是元大都(今北京人)。在此司以这样说,鲜于父子是张家口涿鹿在元代飞向中原、飞向东南的孔雀。

鲜于枢的曾祖、祖母、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张家口涿鹿人。他们都是坚强、豪放、干练的人,具有好善、见义勇为、坚韧不拔、慷慨武健的性情,体现了中国北方古燕赵人的性格特点。先辈的基因遗传和家庭的环境熏陶,使鲜于枢的文学艺术创作在思想和艺术上所表现出的风格、气魄,都秉赋了祖先的优秀品质。我们可以扼要分析一下同鲜于枢交往密切的赵孟頫、柳贯、戴表元这三位元代著名文学家所著文集中的有关篇章,会清楚地看出鲜于枢是个英风雅度,多才多艺,又“才不尽施于时”的出色文艺家。

柳贯著《柳待制文集》卷十八载:鲜于枢“面带河朔伟气,每酒酣骜放,吟诗作字奇态横生。其饮酒诸诗,尤旷达可喜;遇其得意往往为人诵之。”这里看到鲜于枢气质风度高昂,饮酒海量过人,与诗仙唐代李白一样,能狂饮后作好诗、写好字。

戴表元著《剡源先生文集》卷二载:鲜于枢“以材选为三司史掾,意气雄豪……与其长廷争是非,一语不合,辄飘飘然欲置章绶去,渔猎山泽间而后为快。轩骑所过,父老环聚指目日‘此我鲜于公也’。及日晏归,焚香弄翰,取数十百年古鼎彝器陈诸阶除,搜抉断文废款,若明日急有所需而为之者。门无亵宾……”这里一可以看到鲜于枢以其才被选为“行省”、“行台”中的掾曹小官,相当现在省或大区级政府的秘书长;二可以看到鲜于枢能够代表父老乡亲们的一些利益,在官廷与上司争论是非,意见不一,便扬长而去,到野外打猎或垂钓,受到乡亲父老的尊敬和热爱;三可以看到鲜于枢信仰佛教、酷爱书法,又擅长古物的鉴赏,是个考古学家,并以考古研究的成就为后人造福;四可以看到鲜于枢拒绝同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交往,被认为是“世外奇崛不凡人也”。

元朝初年,以杭嘉湖为中心活跃着一个特殊的文人群体,他们经常举行类似“雅集”的活动。一起论文说艺、赏书观画、聆听古琴为乐事。“雅集”的地方往往是富有收藏者的家中,鲜于枢的困学斋似乎是“雅集”的中心之一。参加的人既有宋朝的遗民,如周密等;又有元朝的官吏,如乔篑成、仇锷等;既有书画名家,如赵孟頫、鲜于枢等,也有收藏家张谦等。

辟谣“赵孟頫迫害鲜于枢”。(1)鲜于枢生于蒙古定宗元年(1246),卒于元大德六年(1302),享年五十七岁;赵孟頫生于宋理宗宝佑二年(1254),卒于元至治二年(1322)享年六十九岁。他们相识于至元十五年(1278)左右,之间往来二十四年之久。虽彼此都在宦途上南北奔波,但一有机会总要聚会,谈文说艺,乐此不疲。特别是在赵孟頫休病吴兴和在浙江儒学提举任上的时候,往来应该更加密切。本文试对鲜于枢、赵孟頫的行踪略作勾勒,以明他们之间的交往经过。鲜于枢和赵孟頫是一对惺惺相惜的艺术知己。用赵孟頫的原话来说“契合无间言,一见同宿昔”、“书记往来间,彼此各有得”。他们不但“奇文既同赏,疑义或共析”,而且“绝妙晋唐帖”、“最后得玉钩”也一起“握手传玩余,欢喜见颜色。”(2)在赵孟頫尚未到京师之前,鲜于枢已经向田衍等友朋大力宣扬赵孟頫,说他:神情简远,若神仙中人。在赵孟頫尚沉迷于宋高宗书法时,鲜于枢又一语惊醒梦中人:令其从右军入手。自此赵孟頫得书法大进,气韵格调,游刃于晋人之间,为他成为元代书坛的书坛巨擘奠定了基础。鲜于枢、赵孟頫均擅古琴。鲜于枢觅得许旌阳手植桐,斫了“震雷”、“震余”两架古琴,并把“震余”送了赵孟頫。

鲜于枢有北方人的慷慨、豪气,身材魁梧,胡须浓重,朋友们称其为“髯公”。同时期的诗人柳贯说他“面带河朔伟气,每酒酣骜放,吟诗作字奇态横生。其饮酒诸诗,尤旷达可喜;遇其得意往往为人诵之”。自负随意的性格,一开始就导致他与周围环境及上层当权者的种种冲突。元世祖至元二年(1265年)以后,鲜于枢先后辗转于汴梁、扬州、杭州、金华等地,担任一些中下级官职,很不顺利。常与上司争是非于公庭之间,一语不合,则拂袖而去,为百姓爱戴,称“我鲜于公”。曾三次去官或遭贬。37岁后定居杭州,于西湖虎林筑困学斋。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年)被授予太常寺典簿,未及到任,逝于钱塘,年仅57岁。其墓位于今杭州西溪路原苗圃内(杭州城西森林公园)。
鲜于枢墨迹有40多件,分楷书、行书、草书三大类,艺术成就以草书为最。代表作有《老子道德经卷上》、《苏轼海棠诗卷》、《韩愈进学解卷》、《论草书帖》等。在鲜于枢存世墨迹中,所书《苏轼海棠诗卷》堪称代表作之一。这一行草纸本纵34。5厘米,横584厘米,系书录苏轼咏海棠七言长古,卷后有元、明以来诸多书家题跋和收藏印记。元秋桂跋曰:“鲜于翁草书修‘六义’(笔者注:“六艺”即指《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无一笔苟置。人皆知其豪健遒劲,而不知其备六义于中也。”明董其昌云:“盖东坡先生屡书《海棠诗》,不下十本,伯机意欲附名贤之诗以传其书,故当全力付之也。”

《苏轼海棠诗卷》:此卷系鲜于枢运用极富弹性的硬毫写成,以行书为主,兼用草法。其用笔多取法唐人,正如元人袁袖所言:“善回腕,故书圆劲,或者议其多用唐法。”而清人阮元亦谓鲜于枢“字迹活泼而有力,在孙过庭、李北海(邕)之间”。细察此卷,与颜氏《祭侄稿》、《刘中使帖》及《争坐位帖》多有契合之处,笔法纵肆,欹态横生。通篇约二百余字,“全力以付”,“无一笔苟置”。从用笔力上看,锋敛墨聚,圆劲有力,每一笔画的起收、顿挫、使转……均从容不迫,却又变化万千。比如聚墨成“点”,有正点、侧点、挑点、连势排点等,或大或小,或轻或重,结体妥帖,浑然无间。举凡横、竖、撇、捺各种构字“元素”,均能曲尽其妙,如“瘴”、“荐”、“华”、“长”诸字,横画虽多,却“燕不双飞”,因势生形;“瘴”、“草”、“华”、“晕”、“中”字中的竖画,多取“悬针”状,行笔劲利,挺拔有力……结体略呈右上取势,宽博宏肆,纵敛有度;行书中间杂草书,规整中有变化,益增活泼生动之趣。此卷章法近乎上下齐平,行距均匀,不激不厉,自然畅达。而字与字之间起承转合偶以“牵丝”相属,更多是以内在笔势使上下呼应自如、左右揖让相得。通观全卷,正如刘欣耕先生所言:“结字严谨而纵肆,点线爽健而富有立体感,挥运之中意气雄豪而出入规矩。他以深厚的功力表现出了对书法形式美的追求和创造力,从而也表现了自己的气质、人格。”
《杜工部行次昭陵诗卷》:这是鲜于枢以行书大字录写的杜甫五言《行次昭陵诗》。此帖结体疏朗,笔势雄浑,与鲜于枢个人性情正相吻合。如柳贯所评:“公毅然美大夫,面带河朔伟气,每酒酣骜放,挥毫结字,奇态横生,势有不可遏者。”此卷是鲜于枢大字行书的代表作品。
《老子道德经卷》:此卷书法节录老子《道德经》卷,从“天长地久”写起,末书“老子道经卷上”,因缺下半部分,所以未署款。
《秋兴诗册》:这是鲜于枢为和仇远诗而作并书的三首五言律诗,诗中充满浓郁的思乡之情。从“北望空思汴,南游未厌吴”一句可知作者此时正身处江浙一带。此帖书法俊爽劲健,略显苍疏,是鲜氏中晚年众多作品中较具代表性的一件。
《临神仙起居帖》:这是他临写的杨凝式《神仙起居帖》手迹。对照原帖,我们可以发现鲜于枢此帖临得如何形神兼备。
《唐诗卷》:此卷笔法纵肆,欹态横发。他自己说过,写草书要把笔离纸三寸,取其指实掌平虚腕法圆转,写出的字则飘逸飞纵,体态自能绝出,观其草书,确有悬腕回锋之妙。
《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卷》:行句系自“夫前呵从者塞途”起(据《韩昌黎集》),其前尚缺一百零八字。有“清森峭劲、风骨棱棱”之评。
《石鼓歌》是唐代诗人韩愈的作品,鲜于枢所书该诗是在中国书法史上享有盛名的珍稀墨宝。据介绍,“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字文字,唐初出土,名声不著,韩愈作《石鼓歌》以彰显,推为国宝。鲜于枢是元代书坛巨擘,对后世草书影响至深。鲜于枢草书的《石鼓歌》用笔中锋直下,稍敛毫芒,圆劲丰润,浑雄朴茂而凝重,淋漓酣畅中蕴含着森严规矩。据了解,此卷不仅是墨宝巨珍,更是书家法帖。据介绍,鲜于枢写《石鼓歌》传世有两本,一部作于元大德五年,现存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其二为本卷,是鲜氏书艺成熟期的完美之作,其纸墨完洁,较“大都会本”的绝笔之作,更胜一筹。鲜于枢行书《石鼓歌》传世有二件,一在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作于大德五年辛丑,年45岁,伯机即逝于此年,盖绝笔也。书于经折纸上,裱为横卷。其二即此卷,虽无款,而笔法圆劲雍容,挥洒自如,望而知其为鲜于枢最成熟期之精品,且纸墨完洁,又胜大都会本一筹。在唐代,曾有二个大诗人写过《石鼓歌》,一是韦应物,一是韩愈。鲜于枢所写的《石鼓歌》是韩愈所作的七言诗。

【石鼓文】
石鼓文,亦称猎碣或雍邑刻石,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无具体年月,唐人韦应物和韩愈的《石鼓歌》都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宋人欧阳修的《石鼓跋尾》虽设了三个疑点,但还是认为属周宣王时史籀所作。宋人郑樵《通志略》则认为《石鼓》系先秦之物,作于惠文王之后,始皇之前。近人罗振玉《石鼓文考释》和马叙伦《石鼓文疏记》都认为是秦文公时物,与韦、韩说法出入不大,只相差十七年。据郭沫若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距宣王更近。所不同者,出于宣王时史籀手笔或秦臣手笔罢了。《石鼓文》于唐代初出土于天兴三畴原(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三畴原),以后被迁入凤翔孔庙。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放置于凤翔学府。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尤其喜欢《石鼓》,于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将其迁到汴京国学,用金符字嵌起来。后因宋金战争,复迁《石鼓》于临安(今杭州),金兵进入汴京后,见到石鼓以为是“奇物”,将其运回燕京(今北京)。此后,石鼓又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抗日战争爆发,为防止国宝被日寇掠走,由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迁到江南,抗战胜利后又运回北京,1956年在北京故宫展出。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高宗为更好地保护原鼓,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于辟雍(大学)。现仿鼓在北京国子监。其形状与刻字部位和原石鼓有不少差别。石鼓文的拓本,唐代就有,但没有流传下来。石鼓文比金文规范、严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它是从金文向小篆发展的一种过渡性书体。传说在石鼓文之前,周宣王太史籀曾经对金文进行改造和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又称“籀文”。石鼓文是大篆留传后世,保存比较完整且字数较多的书迹之一。宋安国所藏石鼓宋拓本,被民国秦文锦售给日本东京河井荃庐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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