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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奸雄袁世凯书法作品:铁钩银划遒劲有力

2016年08月07日 其他名家书法欣赏, 楷书, 行书 暂无评论 阅读 4,940 views 次
摘要:

袁世凯在书法上主张从篆书练起,袁世凯书法作品求根溯源的意味很重,篆书取法于钟鼎文字,楷书从颜体入手,真、草、隶、篆四种字体均出手不凡。袁世凯书法笔画特征也符合他手握重兵的身份特点,铁钩银划,遒劲有力。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北洋军阀鼻祖、也是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有人说他是独夫民贼、窃国大盗,也有人认为他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贡献。袁世凯和曹操有点相似,同样出生在乱世,同样的政治手腕和强大的军队。

袁世凯在书法造诣上主张从篆书练起,袁世凯书法作品求根溯源的意味很重,他的篆书取法于钟鼎文字,楷法从颜体入手,不但真、草、隶、篆四种字体均能书写,且出手不凡。袁世凯书法笔画特征也符合他手握重兵的身份特点,铁钩银划,遒劲有力。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北洋军阀鼻祖、也是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有人说他是“独夫民贼”、“窃国大盗”,也有人认为他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贡献。袁世凯和曹操有点相似。同样出生在乱世,同样的政治手腕和强大的军队。

风云一时、叱咤中国政坛的袁世凯,书法作品笔画也符合他手握重兵的身份特点,铁钩银划,遒劲有力。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有人说他是“独夫民贼”、“窃国大盗”,也有人认为他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贡献,是真正的改革家。从性质上说,袁和曹操有点相似。同样出生在乱世,同样的宏韬大略,同样的政治手腕和强大的军队。袁世凯审时度势的政治眼光是老辣的,政治手腕儿可谓高明。

袁世凯在书法造诣上主张从篆书练起,他的书法求根溯源的意味很重,颇有学者的风范。他的篆书取法于钟鼎文字,楷法从颜体入手,不但真、草、隶、篆四种字体均能书写,且出手不凡,深得书法真谛。仔细观赏袁世凯的书法作品,不难发现其中的巧妙之处,他的四体屏书法,楷书中原本圆润柔情的捺脚,写成了似刀如切的直捺脚,连笔圆转的草书,在其笔下也成为了宽博涌动的图画,隶书一般体现了一种柔情美,却袁世凯的描述下变成了“折金钗”型的刚性美。

袁世凯书法作品1

袁世凯书法作品1

袁世凯的众多儿子中,只有袁克文是书法获得了袁世凯的真传,而且是青出于蓝。虽然袁克文天性顽劣,放荡形骸,并不以尊崇传统学问,但其为人极为聪慧,精通诗词,才华横溢,其笔墨书法也像其人,风流潇洒。出生于官宦之家,锦衣玉食,为其艺术造诣的培养提供了物质条件,在当时的时局下,这种优越条件是极为难得的,而他天生聪颖,加之对文人墨客的情趣极有兴致,18岁时书法已几近成熟,享誉京城。

袁世凯作为中国近代赫赫有名的政客,不仅善弄权术、精通武艺,竟也极通文人骚客那一套章法,在吟诗作对上饶有兴致,且擅长书法,笔画有如银钩,遒劲有力。袁世凯青年时期,数度落榜,可见其才学一般,然而那段时期袁世凯所作诗词皆为豪情壮志之言,王者气概喷薄而出,对其今后的作为有所征兆。袁世凯十三岁时,时逢春节,他兴笔写下一副春联:“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十四岁乡试落榜后,袁世凯悲愤之下所作《言志》:“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诗中虽有平仄音韵上的不足,但所赋予的情感却极有力道,振聋发聩。十五岁到达南京,登临雨花台,有感而发,赋诗《怀古》:“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灭。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锅屯兵来。大江滚滚向东去,存心郁郁何时开。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

袁世凯的诗作大多不讲究对仗工整,不合格律,兴致来时,随性而作,但却将一个桀骜不驯、急于入世的野心家形象展现的淋漓尽致,遣词造句尽显粗狂放肆、意气风发。时值其中年时期,更是迎来了其人生高峰期,五言绝句《登楼》中所写:“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登楼远眺之际,发觉北斗、太行的高度也不过如此,暗指自我形象的高达,寥寥几十字,却展现了其睥睨之情和目空一切的高傲气度。

 

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又作慰廷),号容庵,洗心亭主人,河南项城人,故人称“袁项城”。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北洋军阀鼻祖、中华民国大总统,风云一时,叱咤中国政坛。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生于河南省项城市王明口镇袁寨村一个世代官宦的大家族。父祖多为清朝显贵,权重一方(叔祖袁甲三以督办安徽团练镇压捻军起家,累官至漕运总督。父袁保中系地方豪绅。叔父袁保庆曾在甲三军中带兵,官至江南盐巡道)。袁世凯自幼过继保庆为嗣子,少年时随嗣父先后到济南、南京等地读书。保庆死后,复随甲三子、户部侍郎袁保恒至北京就读。

袁世凯曾是北洋军阀的领导人,在辛亥革命时期,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在位期间积极发展实业,统一币制,创立近代化司法和教育制度。开始主张建强国、创建强大的中央政府等,但后来在杨度等立宪人士的鼓惑下复辟称帝被推翻。

袁世凯书法作品2

袁世凯书法作品2

袁世凯早年起身于朝鲜,归国后在天津小站演习新军。清末新政时代积极推动近代化革新。辛亥革命时代逼清帝溥仪退位,以和平的办法推翻清朝,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对抗二次革命,同年当选为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4年发布《中华民国约法》,1915年12月宣布自称皇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史称“洪宪帝制”。此举遭到各方支撑,激起护国运动,袁世凯不得不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宣布吊销帝制。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归葬于河南安阳。

对袁世凯,人们有过许多称呼:袁项城,是借用他的祖籍地;袁宫保,是用清廷所赐“太子少保”衔,当上民国大总统之前,这是他最喜欢的称呼;大总统,从他53岁叫到56岁,但长子袁克定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提起父亲依旧称“先大总统”;洪宪帝,从1916年1月1日到3月22日,共83天。“过去史书上说,袁世凯是个纨绔子弟,其实不是这样。从同治十三年到光绪三年,他正正经经在北京读了4年书,长进很大。他自己说过,那几年,为了要博一个功名,他读书累到吐血,都没考取一个举人,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在中南海的时候,袁世凯吃饭时要奏军乐。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记道,每当军乐声起,总管太监张谦和的嘴就会因生气而变扁:“简直钟鸣鼎食,比皇上还神气!”统领军人,对袁世凯来说,“比起做文章来,到底容易多了”。一次闲谈,张之洞问袁世凯练兵的秘诀,袁世凯说:“练兵事看似复杂,其实简单,主要是练成‘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和钱,不从就吃刀。”

国民党人杨思义回忆说,“袁世凯深知人情,除了威胁之外还有利诱,事情便可圆满。”被清廷开回原籍彰德(今安阳)洹上(村名)3年,袁世凯不仅仅是湖上垂钓,他实在是很忙的:外界消息源源不断汇总到他这里;留日学生回国,多绕道来拜,家中常常宾客满堂,他则视各人的才能,分别给待遇、给资助。所以许指严在笔记中说,那两年里几乎每个月都有革命党揭竿而起,“皆袁之金钱蒸发力也”。袁世凯待人接物,礼数周全,出手大方。孙中山、黄兴、陈其美分别在京受到过袁世凯的隆重招待。袁世凯把自己所住的石大人胡同迎宾馆腾出来,让孙中山下榻,以示恭敬,把总统府搬到铁狮子胡同陆军部(今张自忠路3号)。孙中山曾经对人说:“袁世凯真能办事,气度也不凡;虽然习惯于玩权术使诈,但也是迫于时事,不得不这样。”他还细述了见面时的观感:“跟他刚一见面,他是至诚至真的样子;进一步谈,你会发现他话中有锋芒,眼光四射,一般人是窥探不到他的真心思的。我是心中存疑,所以也以一派城府相对。等到日后看他做的事情,全跟说的不一样。他真是一个魔力惑人的命世英雄啊!”

袁世凯书法作品3

袁世凯书法作品3

在官场。袁世凯早年亲近康有为,与之称兄道弟,是强学会中第一个捐银的人。甲午战败后,他内心深处是倾向变法维新的。他对于西法的了解,不在康有为之下。他上奏光绪帝的新政万言书充满了新鲜气息和要求变法的急迫,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先进:采用西法,彻底更张,对清廷的用人、理财、经济、军事、外交实行全面改革。

晚清时期,跟袁世凯关系最密切的要人有3个:李鸿章、荣禄、奕劻。袁世凯从朝鲜回京后,官居二品,是管辖温州、处州两府的道台。当时军机大臣是翁同龢、李鸿藻、荣禄;李鸿藻尤其器重袁,荣禄也附和。荣禄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据说驭袁有术。因他出面保全,小站时期的袁世凯才渡过了胡景桂弹劾案的危机,非但未受惩处,反而受到清廷嘉勉。从此,二人过从甚密。戊戌变法时,康梁及谭嗣同要袁世凯杀荣禄,是对二人的交情没有吃透。

袁世凯真正建立政治威信是庚子年间的义和团事件。当时华北大乱,山西乱、山东乱、京城也乱。袁世凯从小站兵营急赴济南到任山东巡抚,铁腕镇压,“清内匪以安民生,慎外交以敦睦谊”,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李鸿章是最早用袁世凯的人,但他的资深幕僚张佩纶(张爱玲的祖父)对于袁世凯的看法前后变化很大,从早年的欣赏转变为日后的厌恶,认为李鸿章晚年昏聩,用错了人。在给军机大臣李鸿藻的密信中,张称袁是“小人之有才者”。

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明白写道:“光绪末年,小人阶之以富贵者捷径有二:一曰商部,载振主之;一曰北洋,袁世凯主之。”后来当上北洋政府陆军总长的段芝贵本由巡捕起家,是一个供达官差遣的走卒,因捉得袁家逃仆,袁世凯大喜,赞他有才,叫他捐了个道员,然后上折保荐;后来段芝贵重金购歌妓杨翠喜献媚于庆王府载振,一夜间成了封疆大吏。

处在这样一个龌龊官场中的袁世凯,所用之人,差异很大。中国第一批留美幼童中的很多人,如唐绍仪、詹天佑、梁如浩、梁敦彦等,以及严修、胡景桂一类正人君子,都受到过他的重用。一些流品颇杂的人物,也被他收到麾下,如杨士琦、梁士诒、朱家宝、赵秉钧、凌福彭……而袁世凯自己,从朝鲜回国后攀结李莲英等人的丑行也已被日本学者揭开;即使在山东巡抚、直隶总督任上,他也是要每年进京“走动”的。

袁世凯的威势由他50岁寿辰的场面可见一斑:京城寿帖卖空;北京锡拉胡同袁府贺客盈门,达官亲王争相献媚。李泰棻笔记中说,此前那桐(大学士,当时与袁世凯都任外务部尚书)去请京剧泰斗谭鑫培为袁祝寿,想破例演两出戏,谭老板半开玩笑说:“中堂如肯给我请个安,我就来个双出。”话音未落,那桐已一请到地。

 

1859年9月16日,袁世凯生于河南省项城市王明口镇袁寨一个世代官宦的家族。父祖多为地方名流。袁家在清道光年间开始兴盛,袁世凯的从叔祖父袁甲三曾署理漕运总督,也是淮军重要将领,为其家族成员对袁世凯的思想境界有深刻影响。叔祖袁甲三曾督办安徽团练,累官至漕运总督。父袁保中系地方名绅。叔父袁保庆曾在甲三军中带兵,官至江南盐巡道。袁世凯自幼过继保庆为嗣子,少年时随嗣父先后到济南、南京等地读书。保庆死后,复随甲三子、户部侍郎袁保恒至北京就读。1876年(光绪二年)和1879年,袁世凯两次乡试都未考中,遂决计弃文就武。1881年5月,袁世凯至山东登州,投靠保庆的结拜兄弟吴长庆,任“庆军”营务处会办。吴长庆为淮军统领,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

袁世凯于清季投身行伍,襄赞洋务运动及新政,自道员、督抚累升,至入值军机,内阁总理大臣。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经南北议和,就任首任大总统,1916年初袁世凯背叛民国复辟帝制,名洪宪皇帝。激起了全国民众的讨伐之声,在爱国将领蔡锷的领导下,滇军组成护国军北上讨袁,各省相继宣布独立,一致拥护共和。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6月郁郁而亡。

袁世凯书法作品4

袁世凯书法作品4

袁世凯是推动中国近代化的有功之人。袁世凯从1903年起在中国搞军事现代化,在华北组建了6个师的新军,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他先后雇佣了德国、日本的教官,并且办了步、炮、骑、工兵,甚至设立了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北洋系军事人才济济,有5个先后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或总理。袁世凯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建立巡警制度的人。1900年以前,中国的城市里没有巡警,维持治安由驻防军或衙役负责。租界出现以后,中国人看到西方的警察。1902年,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期间,在直隶省城保定建立了巡警总局和分局,并参照外国拟定了中国最早的《警务章程》。1905年,清廷在北京、天津也建立了巡警制度,4年后,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了巡警。直隶总督任上,袁世凯推行新政的主要成绩是支持创办实业、发展商业,地点主要在天津。1900年以前,天津民族资本企业不过四五家,袁世凯重用周学熙,创办直隶工艺总局,几年后发展到一边办厂,一边办相关学堂,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的实业中心,其中机器造纸、织造、电灯、自来水、烟草企业,特别是年产水泥20万桶的启新洋灰公司,都是全国规模最大的。

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一个国际性的实业博览会)上,参观了直隶馆的实业家张謇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袁世凯确能干事,此人与别人毕竟不同,在工业上尤有擅长过人之处,远远胜过了江苏。”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创办的各式新式学堂不下几十所,除了小学、中学、大学,还包括专科、技术、师范、医学、政治、军事等多种学堂。1905年,他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他出面筹钱,资金很快到位,进口的钢轨、枕木、机器、器材还都免了税;他任命当年的“留美幼童”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办路务。这段铁路虽然只有170多里长,但途经居雍关、八达岭,地形复杂、工程难度高。两年后,袁世凯奏请朝廷任命詹天佑出任汉粤川铁路总办。此外,新易铁路、中国和比利时合资建成的芦汉铁路,都有袁世凯的功劳。

袁世凯书法作品5

袁世凯书法作品5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在“节制资本”思想的影响下,反对保护私有财产,而北京临时政府提出“保护私产”、“经营自由”。财产私有,主要表现在“土地私有”,当时大批旗人变相出卖土地,许多封建官地和公田转到私人手里。譬如,从1910年至1929年,黑龙江省95%的土地归私人所有。现在公认,民国初年有一个民族资本发展的“黄金期”。一方面,它是“一战”造成的,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袁世凯的近代化意识和对外开放,“黄金期”不可能形成。学者苏全有认为,袁世凯的对外开放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自开通商业“特区”,扩大开放范围;二是引进外资,尤其注重侨资。

北京民国政府解除了呈请开办企业的若干限制,从1912年到1914年这3年间,新开的工厂为4000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袁世凯自己更是新式工业的直接投资者和参与者,他投资了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和自来水公司并拥有股票。史学唐德刚曾断言:尽管有私利交织其间,但袁世凯在推动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路上确实做了很多实事,比孙中山做得多。

以往对于袁世凯的历史评价一般以负面居多,但是这些负面评价是否公允也被质疑。袁世凯有任事之才、治军之能,实为清末一务实干练的能臣,自小站练兵至接掌北洋,还有他建新学的学校,主张废科举,引进西方学说,又成立一支警察部队,令中国军警分离。袁世凯对中国的军事和工业化,有很大的贡献。然而袁氏当国时期,为巩固个人独裁权力,不守约法、解散过国会,使刚诞生的中华民国失去在制度下健康发展的机会。但也有人认为民智未启的当时中国,选举要达到目的需要人民素质的提高,在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袁世凯宁可压缩军队,也要推广全部免费的国民学校,即四年制初级小学。他反复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凡一国之盛衰强弱,视民德民智民力之进退为衡。而欲此三者程度日增,则必注重于国民教育。”他还批准了一个试验计划,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对成人进行识字教育。有人指袁世凯是暗杀国民党理事长宋教仁的元凶,但实际元凶可能是其他人;而无论袁本人是否曾授意杀宋,此事成为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讨袁的引爆点,结果造成了中国的南北分裂。

袁世凯书法作品6

袁世凯书法作品6

1915年袁世凯在日本外交压力下,接受了形同干涉中国内政的“二十一条”要求中部分条款,使其政绩蒙上污点。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在东亚地区因欧战爆发而陷入国际权力真空之际,面对日本一国独强的巨大压力,袁世凯及北洋政府对于抵抗日方二十一条要求,实已尽最大之努力,以此深非似欠公允。

袁氏违背民国公意,称帝登基,遭到全国反对,至此袁氏之威望彻底破产。称帝之举堪称袁氏政治生涯中所犯之最大错误,虽然是君主立宪制度的尝试。有人认为,袁氏是一个投机分子。在光绪帝委以大任时,他却投靠慈禧太后一党。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掌握了清廷军事大权,本应平定革命的他,反过来为自己的利益,支持革命迫使清帝退位而得任民国总统。这全是选有利益的一方投靠的行为。但也有人认为袁世凯是推翻满清的功臣,晚清他主张立宪就从制度上瓦解了清朝贵族权力,后来直接逼宫,清帝退位,中国当时避免了南北分裂的局面,袁世凯本人堪称中国的拿破仑或华盛顿。另外,袁世凯时期对教授和知识分子充分尊重,人民生活基本安康,舆论也比较自由,反袁言论在报纸照样发行。而袁世凯去世后,无人具有足够能力稳的住中国的统一局面,中国陷入了几十年军阀混战状态。

袁世凯早年发迹于朝鲜,归国后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清末新政期间积极推动近代化改革。辛亥革命期间逼清帝溥仪退位,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清朝,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同年当选为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4年颁布《中华民国约法》,1915年12月宣布自称皇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史称“洪宪帝制”。此举遭到各方反对,引发护国运动,袁世凯不得不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症不治而亡,归葬于河南安阳。袁世凯的荣辱功过各有评说,有人说他是“独夫民贼”、“窃国大盗”,也有人认为他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贡献,是真正的改革家。总之,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

袁世凯书法作品7

袁世凯书法作品7

1915年12月,在国会、高校、民众请愿团、筹安会和各省国民代表的推戴下,准备建立君主立宪制。袁世凯多次揖让,最终接受皇帝之尊号,准备成立中华帝国,打算1916年为洪宪元年,行君主立宪政体,把总统府改为新华宫,并拟定《新皇室规范》,其中包括“亲王、郡王可以为海陆军官,但不得组织政党并担任重要政治官员;永废太监制度;永废宫女采选制度;永废各方进呈贡品制度;凡皇室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然而,12月25日,表面支持帝制的蔡锷和唐继尧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3月份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企图依靠段团结北洋势力,压制南方起义力量,但起义各省没有停止军事行动。5月下旬袁世凯忧愤成疾,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而亡,时年57岁。同年8月24日正式归葬于河南安阳市。

直至袁世凯对内宣布取消帝制帝号都未正式登基,年号洪宪仅在内部流传,对外仍称民国,故袁世凯还是民国大总统,滇军坚持要袁世凯下台。段祺瑞则要求袁世凯交出行政权力和兵权,恢复责任内阁制,退位自保。冯国璋联络各省在1916年5月18日组织召开“南京会议”,但各省区将军代表谋略不一,会议无果而终。在重大打击及交煎下,袁世凯于1916年6月6日病故。袁世凯谢世之日,他的书案上有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尽管他在遗嘱中说“余之死骸勿付国葬,由袁家自行料理”,但是继任者黎元洪还是以“民国肇建,……(袁世凯)奠定大局,苦心擘画,昕夕勤劳,天不假年……所有丧葬典礼……务极优隆,用符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命国务院为袁世凯举行一场集古今中外皇庶官民新旧典章于一举的国葬。令各官署、军营、军舰、海关下半旗二十七日,6月28日出殡日全国下半旗一日,鸣炮108响,京师学校当日停课。北洋政府根据其“葬吾洹上”的遗愿,委派河南巡按使田文烈赶赴河南安阳慎选堪舆,勘定吉壤,最终选定洹水北岸,工程持续近两年,由北洋政府拨款50余万银元、徐世昌、段祺瑞、王世珍等8人募捐25万余银元建成,陵墓被称为“袁林”,占地近130亩。

袁世凯书法作品8

袁世凯书法作品8

袁世凯被后人指责较多的是他建立中华帝国称帝问题。当时倡导袁世凯君主立宪的有杨度、严复、刘师培、孙毓筠、李燮和、胡瑛等国家精英人物。袁世凯打算建中华帝国,与杨度等君主立宪人士蛊惑及长子袁克定迷恋太子权位是分不开的,其中最严重的是袁克定伪造《顺天时报》,营造日本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氛围(此事被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和女儿袁叔桢无意中发现),袁世凯曾责袁克定“欺父误国”。袁世凯死后,王士珍、张镇芳等打开金匮石屋,找出了袁世凯留下的继承者的提名,只见上面亲笔写着: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并没有自己的儿子袁克定。(按照《大总统选举法》(袁世凯修改过后)的规定,前任总统所推荐的三人,将作为总统的候选人,从三人中选出一人为总统,名单写于嘉禾金简,藏于金匮石屋内。)

袁世凯艺权均通,有任事之才、治军之能,实为清朝务实干练的能臣,黄兴曾致书袁世凯,视袁世凯为“中国之华盛顿”。1903年起,他开始着手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工作,在中国军制改革、军事教育、建军治军、近代警察制度等方面做出大量有益尝试。在华北组建中国近代第一支新式军队,雇佣德军教官,创办警、步、马、炮、工、辎等兵科,设立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培养大批军事人才,先后有5人当上中华民国总统或总理。至接掌北洋,裁撤旧军改编警察,令中国军警分离,清末巡警制度的创立是中国警察制度近代化的开始。

对外军事方面,袁在1884年朝鲜王朝的甲申政变中,在无法得到国内指示的危机时刻,当机立断,率军击退日军,瓦解了朝鲜亲日派和日军颠覆朝鲜政权的图谋。之后,在袁任清朝驻朝鲜大臣期间,他尽一切可能扩大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成为朝鲜王朝内最有权势的人物,全面掌握朝鲜的商业、外交事务和内政。在世界列强尚未深入朝鲜之际,袁世凯曾建议废藩建省,将朝鲜变为中国的一个行省,清政府当时内外交困,对于他的建议搁置不问。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在山东的袁世凯与两广的李鸿章、湖广的张之洞,两江的刘坤一,一起组织了东南自保运动,反对朝廷对于义和团的支持、也反对朝廷对外国的宣战,并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镇压拳民,保护在华外国人的安全。虽然这一政策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具有反动性,但是也正是这一政策使得经济昌盛的东南地区,避免了义和团运动带来的社会混乱与外国武力的入侵。

袁世凯对工业、农业、商业三者并重发展,甚为得策,尤其对中国的工业化有很大贡献。工业方面,他积极发展实业经济,1905年,他出面筹钱,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自1912年到1914年这3年间,新开的工厂为4000多家,民族资本兴建的面粉厂、火柴厂、卷烟厂、造纸厂以及采煤、冶炼企业,得到长足发展。袁世凯在遭谴归隐之后还说出“官可不做,实业不可不办”的话。袁世凯当政时期,颁布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扶持弱势的民族工商业,提倡国货,增加进口税并减少出口税,加强国货竞争力,扩大国货销售市场。农业方面,袁世凯在兴办农业教育、创设农业基金和推广农业新技术方面做出尝试。财政金融方面,袁世凯筹公债、整顿税收、开办银行、疏通金融、改革币制,这些举措不仅缓解了当时的财政危机也促进了中国近代财政金融的现代化。在对外经济交往方面,袁世凯主动对外开放,开通商埠,这在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袁世凯主张引进外资和侨资,前后素志不移,这在苏杭甬铁路、文辞协议、中美轮船公司等问题上即有体现。经过袁世凯的治理,中央财政也有很大改观,从民国初年的借债度日到每年库存可余两千万元。

袁世凯书法作品欣赏10

袁世凯书法作品欣赏10

袁世凯坚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同时,竭力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利益。1912年4月22日,袁世凯发布的大总统令中明确宣告蒙、藏、回疆各地方的一切政治俱属中国内政。然而,英国公然表示不承认中国关于对西藏主权的宣示,以麦克马洪线制造了中国和英属印度的领土争端,英方代表在西姆拉会议上企图用欺骗手段让中方在条约草案上“草签”,被袁世凯政府一口回绝,最终西姆拉会议没有产生中国政府作为缔约一方的任何协定,而“麦克马洪线”也未获承认,成功捍卫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清末民初,外蒙古在俄国的鼓动下独立,致使内蒙古局势不稳。袁世凯对此保持高度警觉,软硬兼施,任命贡桑诺尔布为民国政府蒙藏事务局总裁,晋封大量蒙族上层人物为亲王,使内蒙王公数量比清朝时的数额增加了几倍,终使内蒙古王公们放弃了分裂图谋,诸多已逃往外蒙的蒙族人陆续返回,后来,经过袁世凯立场强硬的谈判,外蒙于1915年6月7日取消独立,俄国只得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另外,袁世凯竭力主张的清帝优待退位保障了清朝政府拥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地移交给民国政府,保持了主权和领土范围的延续性。

 

袁世凯身后的评价长期以来以负面评价为主流,这主要是受到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国人认为袁世凯是“国中极恶之极恶”。孙中山在宋教仁案后对袁世凯的评价是“独夫民贼”。袁世凯生命中最大的败笔在于称帝。不过,80年代改革开放后,史界对他的评价不再是全盘否定,而是逐渐趋于多元化。对袁世凯的正面评价逐渐多了起来。

袁世凯,至今被自己的中国同胞骂作卖国贼与窃国大盗,大多数人对他持否定态度,认为他篡夺了辛亥革命的革命果实,先打着“实行君主立宪”的旗号,强夺了清政府的一切权力;又迎合时代潮流,举着“赞成共和”的幌子,巧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他之所以要和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派妥协,握手言欢,实际上完全是为了尽快绞杀革命。他就不择手段地加强个人权力,破坏法制,践踏民主,追求专制独裁的统一。他还企图掀起尊孔复古的历史逆流。

袁世凯书法作品欣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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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历史学家唐德刚在其著作《袁氏当国》中所说:“自民国有史以来,吾尚未见一本、一篇甚或一页对袁有正面评价之书。”在袁世凯去世后不久,就有黄毅《袁氏盗国记》、胡思敬《大盗窃国记》等丑化袁世凯的书籍刊行于世,著名思想家梁启超亦给予袁世凯“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国中极恶之极恶”、“最糟糕之统治者”等恶评。

继北洋军阀而执政的国共两党均对袁世凯持否定评价,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原本认为袁世凯是“民国之友”,四万万人“殊堪嘉佩”,但在宋教仁案以后孙中山一改对袁世凯的评价,将其定性为“独夫民贼”,并谴责袁世凯“改毁约法,解除国会,停罢自治,裁并司法,生杀由己,于夺唯私;侦谍密布于交衢,盗匪纵横于邑都;头会箕敛,欲壑靡穷,朋坐族诛,淫刑以逞;矿产鬻而国财空,民党戮而元气尽。军府艰难缔造之共和,以是坏灭无余,而贼恶盈矣!”蒋介石亦谓“袁世凯是我们中国势力最大的军阀,爪牙遍布于全国。他凭借着国家元首的地位,私心自用,帝制自为,自以为可以成功。而结果为总理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所打倒,袁世凯竟以恐惧而死。”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称袁世凯为“一世怪杰”,并说他“以附和民意而再起者,卒以伪造民意而亡”。而影响最大的当属中共领袖毛泽东的秘书陈伯达在1946年所撰写的小册子《窃国大盗袁世凯》,将其印发全党,该书称袁世凯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结晶,一个集中的黑暗影”“是各帝国主义在华的总工具”。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袁世凯作为“窃国大盗”的形象被广泛出现于各种历史教育和政治宣传的场合,深入人心,因此有学者认为丑化袁世凯的根源即在于《窃国大盗袁世凯》这本书。1949年后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台湾史学界对袁世凯一生的评价亦基本上是否定的;而20世纪80年代前的大陆史学界亦根据马克思主义史观,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几乎对袁世凯全盘否定,论定袁世凯为“专制暴君”、“卖国贼”、“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代表人物”等。

袁世凯书法作品欣赏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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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史学界对袁世凯的评价不再是全盘否定,而是逐渐趋于多元化。对袁世凯的正面评价逐渐多了起来。其首先表现在于对袁世凯的主要污点如戊戌告密、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刺杀宋教仁、签订二十一条等事实真相进行澄清,其次是肯定了袁世凯在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方面的近代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以及他维护国家主权所作的贡献,最后发展为对袁世凯的肯定评价。一些人认为,以往对袁世凯的评价,存在着全盘否定、苛求古人的错误,对此,他们提出了一些具有颠覆性的评价和看法。祝曙光认为,袁世凯复辟的行为,“并不完全出于他的个人主观愿望,而是有现实基础”,“不能过高地估计袁世凯称帝的危害性”;季云飞认为,袁世凯是“窃国大盗”的论断“违背基本历史事实”,这种“一刀切”式的史学研究方法“必须摒弃”;郭剑林认为,“正是由于袁氏北洋政府政治上的宽松政策,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代新文化大师脱颖而出;蔡元培成功地改造了北京大学;邵飘萍、黄远庸两大新闻巨擘一则则“独家新闻”、一篇篇时论文章众口交传;革命的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甚至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北洋时代的成长,也和袁世凯北洋政府宽松的文化政策、社会改革不无关系”。更有学者高度盛赞袁世凯为“真正的改革家”。有学者将其称为“扬袁抑孙”现象,并认为这些观点有矫枉过正之嫌。

事实上,许多知名人士和历史学家通过对袁世凯的了解和研究,对袁世凯冷静分析、客观评价,采取了有褒有贬的评价方式。这些评价的共同点是:袁世凯本质上是擅长权术的旧派人物,同时也是爱国者和民族主义者,对中国的近代化做出重要贡献,而他最大的败笔在于称帝。

袁世凯书法作品欣赏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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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的英文秘书、著名外交家顾维钧旅居美国时所撰回忆录如是评价袁世凯:“袁世凯是军人出身,曾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总办,僚属中也有像唐绍仪先生那样受过新式教育的秘书和顾问,但他完全属于旧派。和顽固的保守派相比,他似乎相当维新,甚至有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但对事物的看法则是旧派人物的那一套。他以创练新军和任直隶总督知名,是个实干家、卓越的行政官吏、领袖人物。但不知为何他却不喜欢旅行,从未到过长江以南。他为人精明,长于应付各种人物,但从未想过把才能应用在治理国家、使之走上民主化道路这一方面。”此外顾维钧通过自己在外交谈判中的亲身经历以及对袁世凯的观察,指出袁世凯“是一个爱国者,即他在处理对外关系中,特别是对日关系中,唯恐丧失中国的主权。”

加拿大华人历史学家陈志让认为“袁世凯公开的目标就是要创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如果这意味着无视共和国的民主原则的话,那么,他正是准备往此方向发展。袁世凯书法作品欣赏设想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由他统一的强国的愿望,是他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本质的反映”,同时又说:“如果他在1911年结束其政治生涯,也许我们对他的评价还不至于那么苛刻。然而,就史实而言,他既不能作为一个政治家、也不能作为一个诚实正直的人而受到我们的尊敬。甚至袁世凯为其自身的利益所作的努力亦遭失败,这就是一个铁腕人物的结局。”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评价袁世凯说,“虽然袁有个人野心,也热望贯彻他自己在中国政体应该如何组织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但他还不是极端利己主义者,不要求别人屈从和谄媚。他冷酷无情,为了政治目的杀人如草菅。而他个人的种种工作联系却是亲切、随和的。他重视下属在政治上对他的忠诚,但并不鼓励对他个人的广泛崇拜。作为总统,他的种种过分行为,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夸大引起的,还不如说是由于严格的官僚政治的观点引起的。”至于袁世凯为何迟迟不能认识到决定称帝是一件无益的事,这“既可以归咎于受到野心的蒙蔽,也可以归咎于顽固坚持对中国国情的独特分析,两者都一样恰当。”

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袁世凯是一个“‘治世能臣,乱世奸雄’的曹操型的人物”,评价他是“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大小政务一把抓。事必躬亲。其为人也,虽乏远大的政治理想,然亦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不治私产。虽妻妾众多,然并不沉湎于酒色。对诗词歌赋,他也颇能哼两句,但不搔首弄姿,以咏吟自傲;更无玩物丧志的恶习,收藏甚么骨董字画,品箫吹笛,风流自赏。平生所好,唯抓权秉政;纵横捭阖,他确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动物,对政敌的斗争,也你死我活,初不稍让。”唐德刚写道:“袁世凯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卫晚年之做汉奸,异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契机只在一念之间。悲夫!”

我们要辩析历史。首先,孙中山让权给袁世凯,这是双方有协议的,也是自愿的,因此还谈不上袁世凯窃国。综观袁世凯从政40余年的生涯来说,他对于国家、民族和社会发展起过积极作用袁世凯在任期间统一货币、维持用过对蒙古、西藏的统治,维护了主权完整,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近现代化新军,创立了近现代化司法及教育体系等等。而且他积极参与废除科举制度,大力倡导官吏出国游历,开创了前无古人的新事业。他还通过组建教育行政领导机构、筹措办学经费和培养师资等措施,使得新式教育发展迅速。他积极倡导出国留学、游历他主张重用归国之士,使他们能学有所用。

但是袁世凯却也是个悲剧人物。在那外强侵入,革命蜂起,内外交困,民不聊生,动荡不安的年代里,袁世凯以强者的身份,左右逢源,确实做过不少有利于国家社会发展的好事,充分显示了他的雄才大略。但他野心私欲太大,又好迷信,所以,最后在杨度等立宪人士的怂恿下复辟称帝。其家人和部属的怂恿使他产生了称帝的闹剧,也暴露了他是乱世枭雄的面目,导致了他的悲剧人生。

袁世凯书法作品欣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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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13次密谈孙中山为何“让位”于袁世凯?

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将政权拱手让出,是关系辛亥革命成败的重大事件。革命党人的软弱妥协、袁世凯采用又拉又打的两面派手段、帝国主义国家对袁世凯的大力支持,这三者是“让位”的重要原因。应该说,“让位”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归咎于孙中山个人的失策是不公允的。谁也没有料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1912年4月1日刚刚诞生,任临时大总统才3个月的孙中山却被解除了职务,把政权交给了袁世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共和国的创始人孙中山让位于清王朝旧臣、帝国主义走狗袁世凯,这是关系辛亥革命成败的重大事件。

1、南京政府的腰杆不硬
19世纪末,清王朝像一艘千疮百孔、日渐下沉的破船,随时都将被革命的怒涛所吞没。清王朝的末日,终于来到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楚望台的枪声一响,革命的烽火很快燃遍全国,形成燎原之势。统治中国268年的清政府在熊熊烈火中迅速地倒塌下去,“中华民国”在一片欣喜若狂的欢呼声中诞生。可是,透过表面上那派热烈景象,冷静地观察和思考一下,不难发现,在它背后却存在着严重的危机。革命刚开始取得胜利,革命营垒内部便已呈现出一派分崩离析的现象。当时,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十分软弱无力,它的核心力量——同盟会政治理论上非常幼稚,组织上也松散庞杂;他们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都缺乏深刻的本质认识;他们同广大下层劳动群众的严重脱离,使他们在异常强大的反动势力面前感到自身缺乏力量;而地主阶级反动势力以及反对派的力量却非常强大,虚伪狡猾、拥有实权的袁世凯成了反动势力的核心力量。孙中山的“让位”就是在这样的阶级力量对比下酿成的。

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北部哥罗拉多州进行筹募革命经费的工作。他经过再三考虑,认为自己当前的主要工作,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他希望通过外交活动,断绝清政府的后援,来一个釜底抽薪。结果,他没有立即回国。这一着棋孙中山没有走好,他没有及时给革命党人以具体领导,也没有考虑革命政权如何建设。他在国外时,就已经听到一种舆论,即如果争取到袁世凯拥护共和制度,可以让袁出任民国总统。孙中山原来对袁世凯的印象并不怎么好,觉得此人“狡猾善变”,不太靠得住。但他又希望避免流血,尽早实现革命目标,只要推翻清政府,废除帝制,即使是袁世凯出来当总统,也未尝不可。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国外归来,面对着第一次各省都督代表会议通过的“若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这样的决议,他不得不承认这个既成事实。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主张“让位”的空气仍然笼罩着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身边的一些重要人物,如黄兴、汪精卫、胡汉民等人,都表示赞成让位。汪精卫曾行刺摄政王被捕而没有砍头,袁世凯在暗中进行了一些活动,所以汪精卫从清朝监狱出来后,立即主张“南北议和”,并派人到武汉说服黎元洪和黄兴拥戴袁世凯为大总统。汪精卫甚至讽刺孙中山说:“你不赞成议和,难道是舍不得总统的职位吗?”革命党人的二号人物、担任临时政府陆军总长的黄兴,对袁既有顾虑,又存幻想。黄兴说,袁世凯是一个奸猾狡诈、胆大妄为的人,如能满足他的欲望,他可以帮助我们推翻清朝;否则,他也可以像曾国藩替清朝出力搞垮太平天国一样来搞垮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朝,我们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几年,可以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好吗?

黄兴的这种看法,在当时革命党人中是很有代表性的,也完全符合当时孙中山的思想实际。孙中山认为清政府统治的结束就是革命的成功,而随着革命的成功就会到来一个政治民主和工商业繁荣的好时代。他只求民国的招牌早早挂起,革命的形势早早结束,好让他在“安定的秩序”下完成自己的实业救国理想。

综上所述,应该说,“让位”是包括孙中山本人在内的大多数革命党人的意见。“让位”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归咎于孙中山个人的失策是不公允的。孙中山是很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的。他后来终于认识到把政权拱手让给袁世凯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他沉痛地写道:“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它的政治后果正像在俄国如果让高尔察克、尤登尼奇或弗兰格尔跑到莫斯科去代替列宁而就会发生的一样。”宋庆龄也曾问过孙中山,他为什么在南京要辞去总统职位,孙中山告诉宋庆龄说,我没有革命军队,也没有革命的干部。孙中山很后悔,没有把他认为最爱国、最可靠的中国海员组织起来。

2、袁世凯的阴险狡诈
革命党人面临的对手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此人的社会政治经验远比那些年轻而天真的革命党人丰富得多。袁世凯原是北洋军阀的首领。辛亥革命时,他受命为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掌握军政大权,成为中外反动派所倚重的实力人物。袁世凯在耍弄阴谋诡计方面是颇为能干的。武昌起义的隆隆炮声,把这个身着布衣、头戴笠帽、假意在老家河南彰德小溪边垂钓的袁世凯惊动了。他一手提着钓竿,一面在苦苦思索着对付革命的办法。他知道清朝的垮台已无法拯救,而革命火焰也无法用武力来扑灭。于是,他便采取又打又拉软硬兼施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他用一只拳头来打倒清朝政府,而用另一只拳头来对付临时政府。他用来打倒清朝政府的武器是“革命”,他用来打倒革命民主派的武器是“统一”。“议和”,就是袁世凯施展又打又拉的产物。

1912年8月,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孙中山与袁世凯进行了13次会谈,每次都从下午继续到深夜。对于孙中山提出的每一项主张,袁几乎无不表示同意。其中有些问题,如“耕者有其田”,纯粹是为了骗取孙中山的信任,而随声附和的。袁世凯口头上虽然一再表示效忠共和,暗中策划的却是如何尽快恢复旧的社会秩序,区别只在于以他的统治代替清朝的统治。革命党人谈论的那些振兴实业、政党内阁、议会政治等等,同袁世凯所想的完全是南辕北辙。

对于袁世凯的阴险奸诈,金冲及先生在《民初同盟会人的几种社会政治方案》一文中作了如下的描述:袁世凯深深懂得:什么时候需要克制,甚至可以换出一副面容来同革命派周旋;什么时候可以突然翻脸,冷不防地断然下手。他也完全懂得:在他的准备过程中,对革命党人的所作所为,哪些是可以暂时容忍的,如让孙中山去提倡10年内建20万里铁路,甚至让国民党一时在国会中取得多数席位;哪些是不能退让的,如政府南迁以及让国民党人担任陆军总长或直隶都督等;还有哪些是必须尽快削弱或铲除的,如利用财政等各种手段,逼迫南方裁军,逼迫黄兴辞去南京留守等。

在革命党人中,认真考虑过革命后如何保持革命政权的人是不多的。宋教仁可算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宋教仁因力主组织强大政党和夺取议会中多数席位这两件大事而深为袁世凯所忌恨。袁表面上装得毫不在乎。一旦他准备好了,立刻就毫不留情地下手,派人暗杀宋教仁,下令罢免国民党在南方的三都督,并且公然以嘲弄和恫吓的口吻说:“现在看透孙(中山)、黄(兴),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不久,袁对各地的革命党人进行惨无人道的搜捕和屠杀。鲁迅先生鉴于这种惨痛的教训,深刻地指出:“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错的是革命者受了骗,以为他真是一个筋斗从北洋大臣变了革命家了,于是引以为同调,流了大家的血,将他扶上总统的宝位上去。”(《〈杀错了人〉异议》)

3、帝国主义对袁世凯的支持
“让位”是由各种复杂因素所造成的,帝国主义对袁的支持则是其决定因素。当时大多数革命党人并不认识帝国主义真面目,以为中国的积弱只是因为清政府的昏庸腐败,只要把它推翻了,中国就会逐步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甚至天真地认为他们既是资产阶级革命,是以西方为榜样的,可能会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所以革命起来后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触动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他们在对外宣言中,宣布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间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继续偿付赔款和外债,企图以此来换取帝国主义对革命的同情和对革命政府的承认,只要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中国的根本问题便可解决。这当然是革命党人的一厢情愿!

帝国主义看中的却是袁世凯,把他作为自己在中国的代理人,对袁竭力支持,而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英、美、德、日各国军舰驶进长江,耀武扬威,俄国军队集结于我东北北部,日本军队在我国东北南部、内蒙东部蠢蠢欲动;外交上,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舆论上,帝国主义报纸颠倒黑白,对革命派横加指责;财政上,帝国主义加紧对南京政府实行经济封锁,海关税收分文不给,致使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十分困难。1911年12月20日举行的“南北议和”的过程,也就是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席位的过程。这个“议和”一开始就是袁世凯与英国公使朱尔典约同德、日、俄、美五国代表密商后、由英驻汉口总领事传话,向各省都督代表提出来的。帝国主义不仅在整个议和过程中为袁世凯密谋策划,而且公开告诉革命党人,只有让袁世凯当选大总统才能得到他们的认可。为了避免帝国主义的干涉,革命党人自然只有赶紧让袁世凯出来做总统,以便尽快结束“战乱”。

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将政权拱手让出,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给革命造成极大的危害。孙中山在“让位”的过程中对袁世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斗争,虽然不是无益的,但所采取的防范袁世凯危害民国的措施,则无济于事。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被袁世凯所窃取,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又在中国开始建立起来,“中华民国”成了一块空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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